陈振濂

李小汾博士的学位论文答辩顺利通过5年后，经修改补充即将面世出版，作为她的导师，我深感欣慰并表示热诚祝贺。

20世纪中国绘画（美术）史学史研究，一直是浙江大学中国艺术研究所的学术品牌项目。从研究所成立时起，我们就为自己的发展划出了几个学术基点：

（一）是西泠印社史，正逢西泠印社百年社庆，全研究所的博硕士生们都投入到《西泠印社百年史料长编》的编撰中来，试图为百年社庆贡献一份来自大学学子的丰厚研究成果。在当时，这部厚达千页的《史料长编》可谓是史无前例。

（二）是近代中国绘画（美术）史学史，主要关注20世纪学术转型时期中国书法绘画史撰述方法从古代文言札记形式到近代白话文学术论文形式再到现代学科与专题研究形式的各种表现。

（三）是20世纪中国书画史，举凡社团、刊物、新闻、市场交易、润格、师承，甚至欧美对中国书画研究的研究……都构成一个个博士论文的课题，出了一批成果。

（四）是鉴定收藏史，鉴于目前鉴定收藏界缺少高端成果，辗转传抄内容重复的占绝大比例。浙江大学又有专业机构“中国书画文物鉴定研究中心”，还率先提出“高科技”+“人文”+“艺术”的鉴定新观念。目前也已经有博士论文、硕士论文问世。

（五）是宋代书画史。这是借了浙江大学编撰《宋画全集》的机缘，引导我们的博士生们关注宋代课题并鼓励有兴趣的博士生们投入。已经有三部博士论文通过答辩。

当然，不限于以上，有任何研究兴趣的同学，都可以在我们研究所获得同样的尊重。学术民主，不搞教授一言堂，是十几年来我们信奉的不二法则。

李小汾博士研究的“苏联模式”，就是这一学术格局中的重要成果。

近代中国绘画（美术）史学史在百年中，除了由古典学问到现代学术学科的转型亦即是梁启超所倡导的“新史学”之外，在研究方法上也经历了几波隐含中西文化交流含义的外来影响。我把它分为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接受同文同种又先行于我们的日本学术研究的影响。陈师曾、傅抱石、潘天寿等所著的《中国绘画史》、《中国美术年表》，皆是其中代表，甚至中国文学史著述领域，也都是同一取向。我在拙著《近代中日绘画交流史比较研究》（安徽美术出版社2000版社）中，以专著的形式已经对它进行了研究，形成了一个成果群。第二个阶段，是接受了德国思辨学派的影响，以滕固《中国美术史》、《唐宋绘画史》为标志。我们研究所的沈玉博士对它进行了研究。第三个阶段，是从20世纪三四十年代开始一直横贯到80年代的接受苏联社会主义老大哥的影响，政治与学术混交，时间最长，影响最大，已经出版的各种《中国美术史》、《中国绘画史》应用成果多达百种，不胜枚举。但作为一种方法论研究，则一直没有象样的、清晰的成果。

李小汾的博士学位论文，正是针对这个难度极大的课题而有收获的。

在博士论文中，作者从民国时期学术界对“苏联模式”的研究兴趣与纯粹现象引进入手，伸延向新中国成立以后学术界以政治立场介入学术从而大力倡导“苏联模式”并逐渐使之从个人的自由学术选择转换为一种体制的刚性构建，从而导致“苏联模式”逐渐从鲜活的研究特色倾向变异为僵硬的教条，并提取出中国美术史学史中“苏联模式”的生态抛物线，指出“苏联模式”在上升阶段对史学的积极推动作用与在新中国成立后因体制原因、观念原因、翻译便利原因走向僵化教条对史学产生的阻碍作用，等等，以及其中仍然暗含的合理存在因素。立论客观、文献引用详实，可以说基本上达到了我作为导师对这篇博士论文的质量预期。

至此，浙江大学中国艺术研究所在中国绘画（美术）史学史研究方向上，基本完成了绘画（美术）史学方法论意义上的“日本模式”、“德国模式”、“苏联模式”这三大模式的系统研究。虽然20世纪英美、法国的学者也有一些中国绘画（美术）史研究著作，但一则作者为欧美人士，方法以资料汇集为多；构不成一种清晰的方法论意义上的“模式”，不成系统，故尔无法进入我们的选题视野。

我最感兴趣的，是本书所列举的百年中国美术史学史中“苏联模式”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学、文艺学和美学等驾轻就熟的吸收与引用，以及李小汾对之展开的细致入微的分析。我认为过去可能是政治高压所导致的倾向的原因；但在今天没有明显的政治影响与干预的情况下，可能仍然以各种方式在今天的学者著述中反映与表现出来。因此，李小汾的这个课题，其实也还只是个开始。在今后，依靠同样循序渐进的思维展开，我们也许会找到更多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模式”的作用力，寻找到更多的学术真理。这才是李小汾这篇博士论文的价值所在——能通过一项成果，打开一个思维通道，走向一片新世界，这样有生发力的著作，正是我们最需要的。

李小汾博士学习刻苦，勤勉劬劳，在她的博士论文即将付梓之时，谨以芜文奉序，以张其能力，以显其辛劳，以见其对学术的忠诚，是为序。

2014年10月26日于西泠印社甲午秋季雅集顺利结束后一日

暂无简介

用户未登录无权限查看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