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悠久的儒学传统中，朱熹的学说可谓思想史上的一朵奇葩。他的理学不仅站在了他那个时代的理论巅峰，推动了儒学的发展，被后人誉为“新儒学”，而且产生了持久、深远的影响。时至今日，研究朱熹理论的著述已然汗牛充栋，难以计数。我们现在再谈论朱熹思想，究竟有何理论或实践上的价值呢？

20世纪80年代初，学界开始引入西方诠释学，使我们获得了一个新的理论视角。以此反观中国的思维与文化传统，重新审视中国的典籍，渐而成为一种新的理论研究模式。正如在这种中、西学术思想的相互激荡中，催生了文学诠释学、法学诠释学、哲学诠释学、宗教诠释学、历史诠释学等诸多诠释学的延伸研究领域，诠释学也演变成了一种普遍有效的解释工具。本书作者尉利工博士的研究工作就是在这一理论背景中展开的。

我的主要研究领域是西方诠释学，长期浸淫于西学，有所心得。俗云“叶落归根”，此言不虚。近年来，我常常责备自己流连于西学而不知归返，不免有数典忘祖之嫌。因心存此念，我便开始关注中国的诠释传统，并希望能借鉴西方诠释学成熟的理论体系来完善甚或构建立足于中国文化与思维传统的诠释学。中国有两千多年诠释儒家经典的历史，这为创建中国古典诠释学提供了丰厚的资源。对儒家经典文本的诠释，大致说来有两种进路，一是章句训诂之学，即对经典（文本）进行文字上的分析与理解；二是义理之学，即对文本进行整体的义理把握，这也就是清儒所谓的汉学与宋学。朱子是宋学的集大成者，但他不拘泥于此，而是兼取汉、宋，融合义理之学与训诂之学，其经典诠释思想达到了当时中国经学发展的新的高度。朱子作为维护儒学正统学说的思想家，通过重新诠释儒家经典，对儒家经典作深入研究，既训诂考据，探讨经典之本意，又发明义理，探索圣人作经之寓意，并进行哲学理论的创造与发挥，从而建立起以天理论为核心的本体论哲学体系，同时又以天理为标准来诠释儒家经典。不仅如此，他还提出了经典诠释的依据和标准，并在诠释儒家经典的过程中，提出系统的经典诠释方法论原则和经典释读法，在这个过程中，朱子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独具特色的经典诠释思想。我认为，他的诠释思想，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超越600年后的现代西方诠释学的奠基人施莱尔马赫的一般诠释学（参见潘德荣《阅读与理解：朱子与施莱尔马赫诠释思想之比较》，载《中日“四书”诠释传统初探》，黄俊杰主编，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4年版）。当然，我们毋庸讳言，朱熹的诠释思想虽然丰富，但均散见于丰饶的著述之中，因缺少一种体系性的建构而不能称其为现代意义上的“诠释学”学科。但是，朱熹虽未构造出一个系统的诠释学的理论体系，而更侧重于理解与解释的实践，然而他对诠释问题的思考无疑是丰富且又深刻的。正如在本书所展开的研究中所揭示的，他的诠释理论已相当深入地探讨了现代诠释学的一系列重要问题，其中不乏真知灼见，即使从现代诠释学的角度来看也依然是很有价值，对于我们构建中国现代的诠释理论体系有着不可忽视的启迪意义。这也是我们特别关注朱熹的诠释理论的主要原因。

经过近30年的推广与研究，现在学界也频频提到“中国的诠释学”，不过在我看来，当我们提到这一术语时，并非意指某种已有的、现成的东西，毋宁说，是指需要经过我们对中国诠释传统的反思而构建起来的理论体系。这无疑是一项艰巨且又繁复的任务，绝非一人之力所能完成。我希望能有更多的青年学子投入这项研究之中。2004年秋，尉利工考入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攻读中西比较哲学研究方向博士学位。作为利工的导师，我建议他首先初步了解西方的诠释学，并运用诠释学的有关方法，较为系统地研究朱子的经典诠释思想，按这一研究方向撰写博士论文。对利工而言，这确实是一个艰难的任务，因为这项研究需要横跨中、西诠释理论的两个理论领域。令人欣慰的是，历经三年的系统学习与勤奋写作，他终于完成了博士论文，并顺利通过答辩。摆在读者诸君面前的这本书，就是在听取了答辩组专家的意见基础上修改而成。现在该书要正式出版，利工嘱我为之作序，我欣然同意，很高兴能为这本迄今为止较为全面地运用诠释学的方法研究朱子经典诠释思想的力作奉上我的序言。

潘德荣

2011年秋于上海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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