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能源发展面临能源安全、全球气候变化和化石能源日益枯竭的挑战，加快可再生能源发展已经刻不容缓。

近年来，中国能源结构不断改善，天然气等清洁能源比重不断上升。2014年，中国能源消费结构为煤炭占66.0%，石油占17.1%，天然气占5.7%，水电、核电、风电等其他能源占11.7%。尽管如此，中国能源消费结构仍然以煤炭为主，能源消费数量巨大，造成国内环境污染，特别是大气污染等严重问题。中国的碳排放量占全球碳排放总量的28%，人均碳排放量已超过欧盟，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正在超越欧美的总和。治理雾霾和减少碳排放等环境问题，迫切需要加快发展可再生能源，调整能源消费结构。

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调整能源结构是中国能源发展面临的重要任务之一，也是保证中国能源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推进中国能源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优化能源消费结构，治理污染减少碳排放，促进中国未来能源发展，必须降低煤炭消费比重，提高天然气消费比重，大力发展风电、太阳能、生物质能、地热能等可再生能源，安全发展核电。从世界能源发展趋势看，各种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引人注目，水电、核电、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地热能、海洋能等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最为迅速。中国未来能源发展要在坚持集中式与分布式并重、集中送出与就地消纳相结合，加快发展风电和光伏发电；扎实推进地热能、生物质能发展；在采用国际最高安全标准、确保安全的前提下，稳步推进核电建设。到2020年，中国在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中国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达到15%，天然气比重达到10%以上，煤炭消费比重控制在62%以内。到2030年左右，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且将努力早日达峰，并计划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提高到20%左右。

工业革命与能源发展息息相关。第一次工业革命不仅在于蒸汽机的发明，还在于英国得天独厚的煤炭资源以及率先进行的“能源革命”。第二次工业革命开启了“电气时代”，使电力在工业领域取代蒸汽成为主导能源，内燃机的发明推动了石油开采和重化工业的繁荣。面对全球气候变化、传统化石能源日益紧缺、经济增长乏力等诸多危机，2011年，美国经济学家杰里米·里夫金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一书中提出，以新能源为核心进行一次工业革命即“第三次工业革命”。据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推算，到2030年，将有30%的传统能源被新能源替代。他相信，到2035年，全球将有50%的传统能源被新能源替代。新能源技术的产生和应用，逐渐替代传统化石能源，将导致新的技术革命的产生，引发新的工业革命。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将引领第三次工业革命。新能源技术也将成为人类赖以生存的核心技术，新能源产业很有可能成为继信息技术后带动全球经济复苏的“新技术革命”的核心内容，成为世界新的经济增长点。第三次工业革命将推动一批新兴产业诞生，掀起社会生产方式、制造模式甚至生产组织方式等方面的重要变革，从根本上重塑社会经济关系，深刻影响人类的商业行为、社会管理体系、教育体系和生活方式，使人类进入生态和谐、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的社会。

面对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挑战和机遇，世界各国跃跃欲试。而国内出现大范围雾霾和水域污染，传统制造业利润下滑，高能耗、高污染产业发展难以为继，中国亟须进行一场清洁化和低碳化的能源革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未来中国经济发展要紧紧抓住能源生产与消费革命契机，加快生态文明建设，弘扬“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优秀传统文化，推进新能源的技术创新与发展，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加快推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在全球新能源发展竞争中取得主导地位，以能源革命引领新的工业革命，成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引领者。

基于上述，中国在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的同时，必须加快对可再生能源发展的理论和政策研究。这些研究主要包括可再生能源发展趋势；可再生能源发展战略；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可再生能源电力价格政策；可再生能源产业政策；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激励政策等内容。本书则主要对可再生能源发展的补贴政策和机制进行研究。

本书研究内容主要包括四大部分：一是对可再生能源电力价格补贴政策的研究；二是对可再生能源设备补贴政策的研究；三是对可再生能源补贴进入与退出机制的研究；四是对可再生能源国际贸易争端协调机制的研究。本书试图通过对可再生能源发展补贴政策与机制的深入研究，提出对中国可再生能源整体发展具有理论和实践价值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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