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共收两篇文章，实际上是两篇调查报告。它们都反映了作者自1976年至1982年期间在四川、云南和西藏三省区实地调查研究藏缅语族语言的情况，是在所收集的第一手资料基础上完成的。所反映的都是调查者新发现的语言事实，按照地域的分布，梳理出来的语言分布、语言使用人口、语言特点、语言演变趋势、语言和民族的关系以及它们在藏缅语族语言中的谱系地位。

1976年三、四月间，正当“四人帮”猖獗一时，挨个儿查“天安门事件”参与者的时候，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与八一记录电影制片厂合作，派了一支精干的小分队，共十来个人，赴西藏东南部地区的察隅、墨脱、山南等地区，一方面拍摄记录电影，一方面做社会历史和语言的综合考察。我就是在这次调查队的语言组，与同事们一起承担收集语言资料的工作，通过大半年的实地调查研究，在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掌握了喜马拉雅北麓地区中印边境东段一些非藏语的具体资料。

粉碎“四人帮”以后，四川省民委根据该省白马人提出民族识别的要求，组织白马人的民族识别工作，我应邀参加语言识别工作，记录了川甘地区白马人以及周围藏族的语言。之后不久，又开始“西番人”的民族识别工作，我深入岷江、大渡河、雅砻江、金沙江、澜沧江和怒江等河谷地带，翻山越岭，历尽千辛万苦，其中最难忘的是在独龙江地区和雅鲁藏布江大拐弯南的墨脱地区，记录了一大批新发现的语言，其中大部分是藏缅语族羌语支语言，部分彝语支、景颇语支和藏语支的语言。

此事引起了费孝通、李有义等一批老一辈民族学家的注意，他们当时还在“牛棚”里，我们的西藏门巴、珞巴和僜巴的所谓“三巴”语言调查和白马人的语言识别就引起了费孝通先生的高度注意。当他每天早晨扫完地以后，有空就来我的办公室聊天，我一五一十地详细介绍了我实地调查的收获，他敏锐地感觉到，这些新发现的语言资料对尔后国家民委计划开展的民族识别工作极其重要。当时我还不知道他正在酝酿写《关于我国的民族识别问题》，直到1978年9月1日，他把在全国政协民族组关于民族识别问题的发言油印稿送给我时，我才恍然大悟。关于民族走廊的提法、语言识别的提法，也是我们在讨论问题时经常使用的一些术语。

此后，有关“西番”的民族识别调查和语言调查的情况，我经常向他们通报，在费先生的鼓励下，我写出了《川西民族走廊地区的语言》一文，打印后于1980年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的一次学术会议上散发，引起了时任云南民族学院院长马曜先生的重视。他读到此文后马上找我说，这篇文章很好、很重要，要发表在西南民族研究的杂志上。并且通报了马上要成立“西南民族研究会”，要开展六江流域民族综合考察的计划。他还对我说，这篇文章太简单，你最好详细写出你最近调查研究中的收获，字数不限，我来安排发表或出版。他还说，你了解的情况对于我们开展综合考察是一些重要线索，会有很大参考价值。于是我差不多用了4个月的时间，完成了《八江流域的民族语言及其谱系分类》一文。他看了文章以后，建议把题目改为六江流域，以配合当时的六江流域民族综合考察。我同意了他的建议，于是将题目改成了《六江流域的民族语言及其谱系分类——兼述嘉陵江、雅鲁藏布江流域的民族语言》。后不久，此文发表在他主编的《民族学报》上。这就是收入本书的两篇文章的来龙去脉。

八江流域的藏缅语族语言还有许多，其中分布面最广、人口最多的是藏语和彝语，这些语言早就有人记录和描写过了。人口少一点的白、纳西、哈尼、拉祜、基诺、傈僳、景颇、羌、普米等，也都有语言简志报道。收入本书的语言资料，大部分是改革开放前后这段时间新发现的语言情况。收集这些语言资料所洒下的汗水，所经历的苦难和欢乐，是难以用语言描述的。我在这八江流域开展语言调查的情景，现仍历历在目，有时候经常在梦中萦绕（有关少数民族语言调查的一些经过，请参阅孙宏开《少数民族语言调查回忆片段》，该文载郝时远主编《田野调查实录——民族调查回忆》第117—135页）。跳动在读者面前的一个个汉字和国际音标，是作者在村寨里用笔一个字、一个字地实地记录下来，经过整理和研究形成文章的。后来这一地区的语言调查和民族调查，成为国际、国内各学科调查的热点，已经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专家学者在这一地区“淘金”。

收入本书的两篇文章，其中《八江流域的藏缅语》是由《六江流域的民族语言及其系属分类——兼述嘉陵江上游、雅鲁藏布江流域的民族语言》一文修订、改写和补充而成。另一篇《民族走廊地区的语言》，基本上按原样重排，改正了个别错漏，没有太大的改动。特此说明。

孙宏开序于安贞桥寓所

2012年11月18日

暂无简介

用户未登录无权限查看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