巩本栋

洛阳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是很特别的。

中国古代历来有以中国为“天下”之中心、文明之中心的观念，而建都立国，也要居于天地之中，所谓“王者京师必择土中”（《白虎通义》卷四《京师》），“王者受命，创始建国，立都必居中土，所以总天地之和，据阴阳之正，均统四方，以制万国者也。”（《太平御览》卷一五六《州郡部》二引《五经要义》）这个中国之“中”，就是洛阳。《尚书·召诰》中说周成王“来绍上帝，自服于土中。”《孔传》便解释道：“王今来居洛邑，继天为治，躬自服行教化于地势正中。”这样就能“时配皇天”，“自时中乂”，“治民今休”，天下太平。东汉立国，上追周制，建都洛阳。班固颂之曰：“绍百王之荒屯，因造化之荡涤，体元立制，继天而作。系唐统，接汉绪，茂育群生，恢复疆宇。勋兼乎在昔，事勤乎三五，岂特方轨并迹，纷纶后辟，治近古之所务，蹈一圣之险易云尔哉？”（《两都赋》）赞誉汉德，充满了对本朝建都洛阳的自信。其后洛阳为“土中”的观念，虽遭到来自不同方面的质疑和挑战，然这一传统深厚，往往难以动摇。自魏晋起，洛阳数为帝都。北魏孝文帝舍邺城而都洛，因为“洛阳九鼎旧所，七百攸基，地则土中，实均朝贡，惟王建国，莫尚于此”（《魏书·李宝附李韶传》）。唐则天武后追踪成周营洛，则称“山鸣 ，爰彰受命之祥；洛出图书，式兆兴王之运”（武后《升仙太子碑》），甚而僧侣也承认“洛州无影”（释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这都是以洛阳为文化正统的所在。

在这样一个“天下”政治、文化的中心，究竟上演过多少动人心魄、场面宏大的历史剧，又给士人们内心带来过多少希望与失望、自信与沮丧、喜悦与忧伤，谁也难以说清，故而千百年来也每每吸引着众多学者探索的目光。瑞文博士的这部著作：《东汉洛阳与文学演进》，便是一部代表着当今学术界在这一领域所进行的新探索的力作。

书稿以东汉洛阳为中心或纽带，不只是涉及文学作品中的京都影像，更着眼于京都影像背后所反映的东汉一代的政治、文化景观，着眼于政治与文学的内在联系，进而揭示出作为政治文化中心的京都洛阳，在东汉文学发展演进的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其眼光较之前人已更为敏锐，也更为细致、深刻和独到。比如，他指出从东汉京都赋中对洛阳形象的仁德意蕴的书写，到五言诗中京都奢侈浮华形象的变化，所反映的实是士人对东汉政权认同程度的衰变。又指出，东汉郎官的文学创作截然不同于西汉，是因为东汉郎官制度的建立，原是为国家提供后备人才，而西汉文士为郎则多被视同倡优的缘故。京都洛阳为文人们施展自己的政治怀抱，提供了一个不可或缺的平台。他们或充任郎官，或入幕为僚佐，或被选进鸿都门学，其身份、地位和环境不同，创作上也或规谏或颂扬，呈现出不同的风貌。这些看法，都能见出作者对东汉文学发展的深入体察。

瑞文博士在学术上是有很高追求的。他在研究中既注重文史的结合，又不忽略对文学作品的深度解析；严密的逻辑思维固然是他的特点，然而同时他也并不缺少形象思维的能力，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在他的学术研究中，能让人感到总有一种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传承与开新的自觉担当。他选择上述课题进行研究，实与他本科阶段曾在洛阳学习生活，登北邙山，游伊洛二水，因而感受、呼吸着那里特有的历史文化气息大有关系。他热爱古都洛阳，也深爱着日渐融入其日常生活并业已成为其赖以安身立命之地的优秀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故其所著书，格局既大，笔下亦常饱含深情。此尤难得。

以传承中国优秀的传统思想文化为己任，正可谓“任重而道远”。瑞文博士有此志向和雄心，又青春年少，在今后的学术道路上，锐意进取，努力开拓，当能取得更大的成就，是可以期待的。

是为序。

甲午岁杪于钟山东麓有容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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