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明是人类遵循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规律，推进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所取得的物质与精神文明成果的总和。生态文明与中华文明的精神内涵一脉相承，中华民族在历史上就有“天人合一”等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思想传统，蕴含着深刻的生态文化和智慧。各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的环境习惯法文化异彩纷呈、内涵丰富，是中华文明和我国法文化重要而独特的表现形式之一。在我国西部地区，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不同历史分期，各民族环境习惯法总是呈现出各具特色的形态，彰显着该地区民族环境习惯法所独有的人文魅力和丰富的法文化内涵。在生态文明建设深入推进的过程中，我国西北地区民族环境习惯法不断释放出特殊的价值和机能。

对我国西北地区民族环境习惯法的深度、全面把握应始于对环境习惯法特有内涵、机理的理性分析。而对环境习惯法内涵的把握又需借助恰当的切入视角和研究方法。运用类型化方法，从“作为事实的习惯”和“作为规范的习惯”二分方法开始深入环境习惯法应然构造的内部，将使环境习惯法在与习惯相区分的意义上得以独立呈现。不仅如此，对环境习惯法质的规定性的把握尚需厘定其与民间法、环境制定法之间的关系。作为独特的规则形态，环境习惯法一般地由历史和文化塑造其外部“轮廓”，并由自然环境、法律信仰和规范结构型构其内部特征。纵观环境习惯法的历史演替过程，环境习惯法经由“权威”时代到现代式微的演变并非历史性消亡的表征，而是源自环境制定法对环境习惯法的主观抑制和应有功能的挤占。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环境习惯法仍然是一种真实而有力的规则存在，且具有以文献记述、村规民约和口耳相传等作为主要形态的现实表达方式，具体体现为各种内容丰富的知识体系，如关于环境习惯法的保护对象、环境习惯法的价值基础、环境习惯法的特殊规范方式、环境习惯法的特殊适用规则等环境法智慧。

环境习惯法虽然是一种真实而有力地存在的特殊法规范体系，但能否、有无必要引入现代环境法治实践之中，却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在国家制定法中心主义背景下，现代环境法面临着以下诸多困境，即法律一元构想与现实多元之间的矛盾、外生性规则与本土性供给之间的断裂、公力强势推进与民间微弱运行之间的失衡等。由于先天性制度尴尬，环境制定法无法自我走出上述困境，这为环境习惯法现代价值的发挥奠定了基础。而环境习惯法现代价值的开辟，诸如本土法文化汲取和重建、信仰重塑、技术理性祛魅和路径拓展等优越性恰好为破解环境制定法的上述困境提供了可能的思路和空间。从当下环境法治的必要性来说，环境习惯法与环境制定法，或与现代环境法治实践之间的“桥接”是极为必要的。

不仅如此，环境习惯法与现代环境法治之间的“桥接”具有充分的可行性基础与条件。首先，环境习惯法的现代价值完全能够在业已发展成熟的现代环境法这一“场域”中实现。在历时性演化的基本逻辑前提下，环境习惯法现代价值实现的目的在于补足环境制定法，进而构建符合现代性特征的环境法。其次，通过类型化方法，并确立实质合法性和形式合法性两条检验标准对环境习惯法的内容进行择取是实现其现代价值的重要可行步骤。最后，环境习惯法的现代价值主要通过环境制定法主导的“自上而下”路径和环境习惯法参与的“自下而上”路径来实现。在“自上而下”的路径中，由环境制定法的现代性自省到环境制定法的话语开禁，再到对环境习惯法的积极摄取的逻辑进程是这一路径得以展开的具体要求；而在“自下而上”的路径中，确定环境习惯法的参与范围和持续性参与的方式则是该路径得以展开的关键性因素。

与现代环境法治的具体实践相对应，环境习惯法现代价值的实现分别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第一是环境习惯法作为间接法源对现代环境立法的贡献。从环境习惯法进入现代环境立法的必要性、制约性因素、域外经验、可能进路及我国新型村规民约实践等方面进行考察，环境习惯法在现代环境立法中具有重要的间接法源意义。第二是环境习惯法对现代环境管理的规则价值。基于环境的不稳定性和不可预期性，环境习惯法是适应性环境管理的合理且独立的规则系统。发挥环境习惯法的适应性机能，将对现代环境管理产生深远影响。第三是环境习惯法对环境纠纷解决的贡献。由于环境习惯法与环境纠纷解决的内在关联，环境习惯法在环境纠纷司法解决机制和环境纠纷ADR方案中均具有重要的贡献。在环境纠纷司法解决机制中，环境习惯法可作为有限使用的准据法以及事实和证据；在环境纠纷 ADR 方案中，环境习惯法可直接作为准据法，并作为事实和证据而发挥作用。

关键词：民族地区；环境习惯法；环境制定法；现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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