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为者如掘井

青年学者张鹏的《北魏儒学与文学》即将出版，这部严肃的学术著作使我想起了亚圣孟子的名言：“有为者如掘井”（《孟子·尽心上》）。其所以有这样的感慨，是出于对其人其作的深入了解。从2001年至今，十多年来，他在我的指导下，先后出色地完成了硕士、博士研究生的学业，并在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的研究工作中发挥了骨干作用。白居易诗云：“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放言》其三）在长期接触中，他给我的深刻印象有三点，即有卓荦高蹈的事业心；有执着顽强、甘坐“冷板凳”、埋头苦干的敬业精神；有严肃认真的创新思维。基于这三点，我称他是“有为者”。本书的写作，利用了大量文献资料，阅读了先哲时贤的论述，焚膏继晷，爬罗剔抉，刮垢磨光，层层掘进，探幽洞微，时有创获。因此，我又称这本书是“掘井”所得。

这本书的雏形是作者的博士论文，当时就以优秀论文博得了古典文学著名专家董乃斌、罗国威、张学忠、魏耕原等先生的褒评，近几年来，又作了一些修改和完善。从最后定稿来看，全书有三个特点比较突出。第一，选题意义重大，具有填补空白的学术价值。长期以来，学术界对北朝历史、文化研究非常重视，相比之下，对北朝文学，尤其是北魏文学的研究要冷清得多。北朝由于少数民族统治，以及长期的战乱、动荡，文献本身留存已少，传统意义上的文学作品就更少。又因为南、北朝文学发展的不平衡，加之，北朝文学作为南朝文学附庸的观点根深蒂固，对北朝文学的研究多集中在北朝后期，关注焦点多在于南、北朝文学的融合上。这些因素都影响了北朝文学，尤其是北魏文学研究的继续深入。北朝文学作为汉、唐文学的过渡，在文学史上有其独特的意义。拓跋鲜卑建立的北魏政权，与此前十六国诸政权的区别在于：通过对以儒学为主的汉族文化的吸收，形成了新的不同于两晋南朝的儒学文化。在这样的背景下，其文学发展也出现了有异南朝的过程。同时，由于对儒学文化的认可，北魏政权为政治分立状态下南、北文学的交流、融合提供了支持。这样，对北魏儒学与文学关系的论述，就成为描述北魏文学存在、发展的关键所在。《北魏儒学与文学》一书，正是从这一关键点出发，对北魏文学作了细致地梳理。视阈广阔，新见迭出。

第二，论述细致、严谨。北魏文学虽然缺少一流作家和一流作品，但文学现象的复杂性却远远高于同时代的南朝文学。这对于研究者而言，需要更为缜密的逻辑思维，也就具有更大的挑战。在本书中，作者没有把儒学当成铁板一块，而是将其分为学术思想、政治制度、礼仪风俗和士人活动四个层面，研究不同时期儒学的不同层面与文学的关系，关注汉族士人在北魏汉化中的作用及影响。在描述北魏儒学的开端时，作者十分注意地域文化的传承，先考察鲜卑族进入中原之前，十六国时期北方儒学的存在方式，以此作为北魏儒学发生的前提。在论述北魏儒学与文学的关系时，又特别注意士人的来源，如河北文人、河西文人、平齐民、鲜卑皇族、由南入北的汉人等，结合其所传承的区域文化、文学传统，来考察北魏文学的流变。这些细节的论述，为描述北魏文学的总体构成提供了可靠的依据，避免了空疏、主观的判断。

第三，文献翔实。文学研究要有强烈的时空意识。中国古代的许多文学现象的命名，都与地域或时代相关，如“元嘉诗风”、“永明体”和“邺下文人集团”、“竟陵八友”等。应该说，没有对一个时代重要事件以及与作家、作品相关的时间、地域的准确认知，学术研究就难以深入。在这一点上，作者作了大量细致的工作，本书正文之后所附的“北魏作家名录”，按时间先后收录了189位北魏作家的基本信息，包括每位作家的郡望、卒年、重要作品、主要事迹等，资料丰富，考证确凿。正文部分的论述，紧密结合这些文献考证，是这份名录文献价值的综合发挥。凡划分北魏文学发展阶段、论述北魏文化与文学的源流、引证作家作品，都以之为依据。在此基础上征引文献，对比不同时期的作品，研判文学现象的继承和突破，分析诸多新变与儒学发展的关联，常常能出入文史，证据确凿。

总之，本书独辟蹊径，观点新颖，内容充实，涉猎广博，功力深厚，其学术价值自当为学界所认可。当然，本书还存在一些不足：文献选取上，对传世文献运用较多，涉及面也很广，但对大量出土文献采用不够。尽管在“余论”部分对北魏石刻文献作了一些宏观分析，但总嫌简略。

学术研究是一个不断积累的过程。作者在从事北朝文献整理的过程中，专心致志，勤于思考，学养才识日趋成熟。相信随着文献的不断完备，以及作者学术修养的不断提高，其对古代文学的研究也会更上一层楼。最后，让我借用李清照的词句“九万里风鹏正举，风休住”（《渔家傲》），祝愿他在学术研究上知难而上，奋飞猛进，做出更大贡献。

韩理洲

2012年9月于西北大学桃园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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