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独具特色，表现在两个突出方面：

第一，澳大利亚在国外中国现当代文学英译与评论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在近50年来SSCI国际社会学核心期刊收录的中国现当代文学英译与评论研究中，除了美国，澳大利亚是最重视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国家。发表研究成果排名前5位的国家分别是：美国、澳大利亚、英国、加拿大和中国。就研究者一项来看，在SSCI期刊上发表论文最多的是海外华人学者李欧梵，排在第二位的是澳大利亚学者杜博妮（McDougall）。就来源期刊一项来看，在发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排名世界前15位的刊物中，澳大利亚有两个期刊入选：《中国研究》（The China Journal）和《澳大利亚中国事务》（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第二，澳大利亚的中国现当代文学评论研究与中国现当代文学英译几乎同步。这两者从内容上都可划分为如下几类：整体反映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划时代作品；中国“文革”期间的文学；中国现当代女性文学；“文革”后的中国文学。在澳大利亚，很多研究者本身就是译者，有的是先英译作品继而萌发了研究的热情，有的是先研究中国文学然后产生了英译的兴趣。澳大利亚中国文学英译也经历了“解冻期”和“成熟期”，英译的发展趋势与评论研究的发展趋势基本吻合。

基于上述特点，澳大利亚中国现当代文学英译为翻译中的中国形象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实证研究基础。当前的形象学研究逐渐开始文化转向。作为一种跨语言形象转换，翻译语言建构的形象所阐释的不是关于被感知的问题，而是关于被阅读以及被阐释的问题。因此，以形象来思考，可以重新描述翻译过程中的认知地图，进一步描述形象学在文学翻译研究中的作用。

当前，学界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英、美国家的译者与译作研究，而对澳大利亚的中国文学译者及其译作研究不足。本课题选择澳大利亚中国现当代文学英译作为研究对象，既可揭示澳大利亚中国学研究的特点，也可为中国文学的跨语言研究作出贡献，还可为中国形象学研究提供新的理据。本课题研究主要沿着翻译文本形象解读、翻译形象建构和翻译形象认知识别的基本思路推进。

本书的主要结论是：

第一步，文本形象解读。追踪了中国现当代文学澳大利亚英译评论的轨迹：从20世纪40年代的上海文学到60年代的戏剧，从70年代的伤痕文学到80年代的西藏文学，从90年代的先锋文学再到2000年以后的当代文学，都有澳大利亚译者和研究者的作品。课题研究分析各个时期、不同题材原文作品在英译中的不同表现，着重考察1976—2010年间出版的英译作品和1959—2010年间的评论，分析其对中国性别形象、中国文化形象、中国语言形象、中国诗歌形象以及中国学研究的影响。

第二步，翻译形象建构。描述了澳大利亚译者在翻译中建构中国形象的基本脉络。结合性别形象的翻译显化，分析了译者建构翻译形象的性别意识和认知体验；结合诗歌形象的翻译建构，描述了中国当代诗歌的个性化话语、高语域的表达方式以及对西方意象的借用，揭示了中国现当代诗歌走向世界性诗歌的途径；结合中国文学作品中重叠词和文化特色词的翻译，描述了典型中国语言形象在翻译中的建构情况，揭示了翻译中重叠词记量方式的转换与认知域的变化，并描述文化特色词的翻译策略及其作用。

第三步，翻译形象认知识别。分析了生活形象认知识别、文学形象认知识别等主要方面。进一步分析了译者认知不足与认知过度的深度原因，从翻译实证研究的角度提出了认知语言学对翻译研究的贡献与局限，及其对翻译形象建构的影响。

在完成上述三步研究的基础上，对翻译形象建构进行更为深入的思考。从转换性形象的角度对翻译形象建构进行理论上的解读。在这一部分逐层描述了转换性形象的概念与研究范围，对比了一般形象学中的主客体关系与转换性形象中的主客体关系之间的差异，分析了转换性形象的形象转化方式，并对转换性形象中的中国视角作出理论解读，进一步肯定澳大利亚对中国现当代文学英译的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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