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的大众文艺实践在民族国家建构中表现出鲜明的本土意味，同时也熔铸着新的文化政治和现代性的深刻影响。无论是艺人改造的国家体制化，剧目改编的政治意识形态化，还是传统表演形制的现代化，以及现代戏的生成与崛起，都直接关涉“新中国”如何通过大众文艺实践的“推陈出新”来创造社会主义的“新文化”。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小说自然居“中心”位置，但是戏剧的“影响”却相当巨大，并在某些时候处于“中心”位置。1949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发生，“话剧”作为一个备受重视的文艺样式成为全国第一大剧种。此间17年，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则是全国话剧生产的最主要文艺单位，享有国家领导人的直接关怀，经济上更有政府的直接扶持。“人艺”的脱颖而出和风雨荣辱是与中国政治气候的变化不无关系的。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作为一个历史、政治、文化的合集，其中的制、戏、人与政策间存在着并不单纯的微妙关系。官方对话剧生产的组织化的管控直接触发了艺术单位领导体制的不断变更，同时，也呈现了政治意识形态的改造要求和实践阻力之间的曲折过程。社会主义话剧生产方式的变革体现在“人艺”改制、改人、改戏的过程之中，其间纵横交错地涉及所谓民间与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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