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世界各经济体日益形成了“命运共同体”，金融危机便是这个“命运共同体”的纽绳。自从有了市场经济或资本主义经济形态，金融危机便成为一国乃至全球经济发展中日益普遍的“重症”，在二战后长达半个世纪的冷战时期，这种经济“重症”主要体现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和牙买加体系的西方市场国家中。随着冷战的结束和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这种经济“重症”几乎渗透到全球每个角落。

在1997年由泰国而始的东亚金融危机中，很多人简单地把金融危机归罪于索罗斯的对冲基金甚至索罗斯个人，但随着索罗斯基金逐渐淡出人们视野，2007年美国的次贷危机导致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很多人又将其归罪于美国人的“借债生活”方式。在时隔十年的这两次金融危机中，人们对金融危机的起因与后果的看法逐渐趋向理性，特别是在许多学者有诸多相关的研究成果发表后，人们不再道听途说地把金融危机简单归因于某一个方面，这就是为何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金融危机后，人们对美国人的“借债生活”溯罪远不如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时对索罗斯的个人的痛恨。任何一次全球金融危机都有其源头，每一次危机源头又各异，对世界各国产生的影响也不同。1997年金融危机的源头在泰国，危机产生的负面影响主要反映在东亚，泰国、韩国等受到重创；2007年金融危机始于美国，但受其重创的却是冰岛和希腊这些原本富庶的欧洲小国，这次金融危机对人们价值观的一大冲击就是：令人羡慕的高福利乐土可以一夜之间变成债务泥潭。

两次金融危机带来的“外溢效果”是如此不同，但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就东亚范围而言，2007年始于美国的全球金融危机对东亚经济带来的冲击虽然同样具有突发性，但破坏力在一定程度上小于十年前的金融危机，虽然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出现了大量工厂倒闭和经济增长放缓，但没有出现类似十年前东亚金融危机时那样的许多国家纷纷向IMF“含辱”求助，这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各国从上一次金融危机中汲取了教训，各国应对金融危机的能力加强了，东亚地区不断密切的金融合作也大大加强了各国抵御地区外部的金融风险能力。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全球金融危机不仅是体现在各经济体中的“重症”，也为各经济体寻求防范和根除这种“重症”提供了平台和机遇。要寻求根治金融危机的良方，一大前提便是要认清症结所在，这并不局限于金融危机的起源，更重要的是全面具体地分析各经济体在金融危机前后发生的变化。鉴于此，我们力图以两次金融危机对世界主要国家的影响为研究对象，系统地比较世界主要国家在两次金融危机中的表现，使人们更为全面深刻地认识最近的两次金融危机及其对世界的影响，并为相关问题的解决草供拙见。

王勇辉

2011年7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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