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元经济转型是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的重大战略性问题，更是我国迫切需要研究和解决的实际问题。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转型发展，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到201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按照世界银行对人均GNI的核算，我国已由低收入国家进入中高收入国家行列；第一产业产值占比从1978年的27.9%下降到2014年的9.2%，非农产业产值占比已高达90.8%，我国已从农业经济大国转变为工业经济大国。然而，受传统经济体制与渐进式制度变迁中城乡二元体制变革滞后的影响，中国二元经济转型进程远落后于工业化进程：中国已从总体上进入了工业化中后期发展阶段，但农业劳动力比重仍高达30%左右，农村人口仍占总人口的45%以上。由此可见，我国二元经济转型面临的挑战依然严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议指出：“城乡二元结构是制约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主要障碍。”推进二元经济结构转型，对于促进发展方式转变，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中国梦”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目前，我国已进入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刘易斯转折阶段，原有推进二元经济转型的发展方式已不再适用，而基于体制转轨的制度条件、人口大国的资源禀赋和知识经济与全球化的外部环境等特殊国情与历史背景，需要重新进行政策选择与制度安排的供给侧改革以适应新的转型发展阶段。

纵观人类社会发展史，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发展呈现出三次大的浪潮。在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中叶的第一次浪潮中，率先开始工业化的英国基本完成了二元经济转型，最早进入现代发展阶段；在发生于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中叶的第二次浪潮中，法国、德国、美国等欧美国家完成了二元经济转型，成为发达经济体；在起始于20世纪下半叶的第三次大浪潮中，众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进入了工业化发展进程，但只有日本、“亚洲四小龙”先后完成了二元经济转型，进入高收入经济体的行列，而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或是滞留在二元经济转型发展初期，或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比较世界主要国家的二元经济转型进程，最为特殊的是巴西、墨西哥等拉美国家，这些国家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开始了工业化进程，并于70年代中期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却至今未能完成二元经济转型，进入21世纪以来拉美国家吸取自身发展教训，注重均衡发展和社会建设，二元经济转型取得巨大成绩。总体来看，世界各地二元经济转型发展呈现多元性，但同时又具有规律性，可从其历史演变与现实发展中吸取诸多经验和教训。

国内外对二元经济转型国际比较的研究多局限于区域国别研究，缺乏全局性与系统性，更难以为我国二元经济转型提供理论指导和参考借鉴。鉴于此，本书以先行工业化国家、后起工业化国家和地区、拉美国家为视域范围进行研究，先行工业化国家以英国、法国、德国为代表，后起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以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为代表，拉美国家以巴西、墨西哥为代表。在二元经济转型理论框架的基础上，研究三类国家和地区二元经济转型的历史进程，进而做出差异性的国际比较分析，总结二元经济转型的一般规律，得出对我国的启示与借鉴。具体而言，本书的主要研究内容和研究结论包括：

第一，在经典二元经济理论的基础上，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关系的角度概括出二元经济转型为技术与制度二元性双重转换的统一，根据“刘易斯—费景汉—拉尼斯模型”考察了二元经济转型的核心问题，并对二元经济转型发展阶段进行重新划分。

第二，在理论分析框架的基础上，研究了三类国家和地区二元经济转型的历史进程，并对典型国家和地区的二元经济转型进行历史与现实考察，不仅对转型阶段进行判断、厘清，而且对转型历程进行梳理，提出拉美国家成功完成转型所面临的挑战。

第三，对三类国家和地区二元经济转型进行差异性与规律性的国际比较分析。差异性分析主要从初始条件、资本积累方式、工业化道路三个角度进行比较研究。根据三类国家和地区转型过程中的经验与教训，总结概括出二元经济转型的三大规律，即工农业与城乡协调发展规律、技术创新驱动规律和制度创新及其作用规律。虽然各地二元经济转型具有较大的差异，但无论是完成转型的先行工业化国家、后起工业化国家和地区，还是正在转型的拉美国家，其二元经济转型的历史进程与现实困境都充分说明只有满足下列条件，才能突破贫穷的恶性循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功实现二元经济转型：促进农业与非农业、城市与乡村协调发展；以技术创新为动力，在二元经济转型的不同阶段选择合适的技术创新路线，遵循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演进的一般规律；根据二元经济转型不同阶段的生产力水平和经济社会发展所面临的主要问题，选择合适的制度安排与政策导向，以制度创新为保障。

第四，分析二元经济转型国际比较对中国的启示与借鉴。在对中国转型阶段进行实证判断、转型特征进行现实考察的基础上，根据二元经济转型一般规律，从农业现代化、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技术创新、政府与市场良性互动、制度创新五个方面得出对我国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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