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西方的概念，“culture”（文化），源于拉丁文“cultura”，有耕作、居住、保护、崇敬等含义。18世纪时，德国从法语引入该词，将其定义为“讲文明或有教养的过程”。因此，西方的“文化概念”既指物质的实践活动，又与精神活动相关。事实上，从文化研究的角度来看，如雷蒙·威廉姆斯所称，该词是“英语语言中最为复杂的两三个词汇中的一个”。在他所归纳的“社会性”文化定义类型中，他指出，文化是“对一种特殊生活方式的描述”，不仅能够体现出艺术与知识中的某些含义和价值，也能够表现出社会惯例与日常行为中的含义和价值，有些是表面的，而有些则是深层次的，而文化分析主要在阐明一种特定生活方式中内隐或外显的意义和价值。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文化的构建与传播是跨文化的，既涉及自身文化，又涉及对象国文化，不同文化的意义和价值通过彼此互为参照而加以构建，其中外显的意义和价值是形式与表面的，如不同艺术之间的交流；而内隐的含义和价值则常常为表面的现象所掩盖，需深入细致地加以分析和解读。

大众文化是文化的一个分类，特性是仅以大众市场的文化产品为目标，具有针对大众、与商业利益密切关联的特点。大众文化的兴起源于20世纪初大众媒介技术的迅猛发展。毋庸置疑，大众传播技术从印刷、广播、影视直至互联网的不断升级与演进，使得信息获得了无限扩增和快速传播与蔓延的可能性，而这一切使得文化的分类以受众群体的多寡作为重要的衡量标准，显然，大众文化带有明显的消费时代的商业化特征。

同时，大众文化的迅猛发展以及媒介技术的便捷和快速，造成时间概念与空间概念在传播维度上的压缩，形成了文化意义层面的“地球村”。在这个“村子”里，不同文化在地域意义上的差异被日益缩小，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文化同质化的表现，比如全球范围内在都市景观、时尚、饮食，甚至音乐与绘画风格等方面出现的日益趋同的表象。但现实情况是，尽管随着经济的全球化与一体化，国家之间的交往日益频繁，但在地域意义上的差异消减却并未能够带来不同文化之间和谐共处、世界大同的和平景象，反而使得今天的世界充斥着由于文化冲突和文化误解而带来的重重危机与矛盾，发生在美国本土的“9·11”事件以及当前ISIS组织在全球范围内实施的恐怖活动和恐怖威胁正说明了今天世界所面临的文化冲突。正如塞缪尔·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中所预言，未来引发世界性国际冲突的根源将主要是文化而不是意识形态或经济因素。毕竟，表象的雷同终究难以抹平其背后与历史传承紧紧捆绑在一起的文化的实质性内涵，正是文化差异造就了人类社会的多样性形态。

因此，尽管媒介所构建的文化景观丰富多样，但在日常生活中又处处存在文化碰撞所产生的陷阱和危机，而传播技术的日新月异以及与商业利益的共谋还在不断强化这一现实。有鉴于此，在如此的文化和传播现实背景下，从理论和实践层面多角度开展对媒介中的文化现象、媒介影像建构等问题的研究无疑是有意义的，至少可以使得读者能够透过媒介看到文化间的不同，以及媒介对特定国家或者文化形象所起的建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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