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中国正处在一个思考的年代。有人说，这是中国“第三次百家争鸣”。无论是国际问题还是国内问题，中国上下议论纷纷，确实是一种争鸣的局面。这次百家争鸣局面的出现，与前两次明显不同。第一次百家争鸣是在春秋战国时期，那时中国正处在从奴隶社会走向封建社会的过渡时期。争鸣的核心问题是中国向何处去，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思想家，他们的很多著作和思想，今天来看，仍然闪烁着真理的光芒。把这批思想家放在世界范围来看，他们的思想无疑是非常领先的。当然，那时的世界是一个相互隔绝的世界，百家争鸣局限在华夏大地上，没有扩展到世界的其他地方。第二次百家争鸣，是在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长期闭关锁国的中国大门，被西方的炮舰轰开了，这对中国的震撼是巨大的。世界，特别是欧洲，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但是中国却是死水一潭。国门打开之后，中国人开始看世界，看到我们大大落后了，中国人在思考该怎么办。这次百家争鸣与第一次百家争鸣不同，受世界深刻变化的影响巨大，辩论的核心问题还是中国向何处去。在辩论的过程中，也涌现出许多思想家、革命家。他们的思想对中国的走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我们当前所经历的第三次百家争鸣，是在世界大变化、中国大变化这两大变化相互影响的背景下发生的。在中国发生第三次百家争鸣的时候，世界上也正在进行一场百家争鸣，其核心问题是世界向何处去。因此，中国第三次百家争鸣的深度和广度，以及世界和中国的互动，都是前两次百家争鸣所无法比拟的。在上述百家争鸣的背景下，夏立平所撰写的《中国国家安全与地缘政治》一书问世了。本书从中国国家安全角度，全面论述了中国所面临的地缘政治环境。显然，本书的问世是十分及时的。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所面临的安全形势有了深刻的变化。中国外交以改革开放划线，可以分为两个阶段。这两个阶段，中国的内外方针随着形势的变化也都有很大的变化。在第一个阶段，中国外交的目标是求生存。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新生事物，当时世界上的一些力量妄图扼杀人民共和国，我们中国人需要为人民共和国的生存而斗争。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在外交上“一边倒”，倒向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是为了求生存；我们支持亚非拉民族独立与解放的运动也包含求生存的成分；当苏联威胁突显后，毛主席提出“一条线”、“一大片”也是为了求生存。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方针以来，我们的外交目标变了，从求生存转为求发展。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这个变化与时代的变化密切相关。20世纪很长一段时间里，世界是处在战争与革命的时代。而今天，世界已经从战争与革命的时代，进入了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这是国际关系中最大的变化，影响深远。中国三十多年来取得如此大的进步，也与时代变化密切相关。大家想一想，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人何尝不想开放？李鸿章搞的洋务运动；我们派留学生，包括幼童出国学习；我们引进外国的资本、人才和先进技术，也都是开放。但是当时的时代决定，中国不可能与西方世界建立平等互利的关系。中国被迫开放后，没有变为一个现代化的中国，而沦为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而1978年，我们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愿意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关系。我们这样一个方针，能够贯彻，带来了中国的大发展和中国与世界合作的大发展，关键原因之一，就是时代变了。世界不变化，中国不可能取得这样的发展。人们的思想往往落后于实际。时代变了，有些人的思想还停留在战争与革命的时代；有些人还抱着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看待今天的世界，那就犯了时代的错误。夏立平教授这本书，可以帮助大家从国家安全和地缘政治的角度，来认识时代的变化。对时代认识正确了，我们才能更好地处理我们面临的国家安全问题，这就是本书的价值所在。我认识夏立平教授多年，经常和他一起参加一些研究国际形势的会议。夏立平教授观察国际形势变化十分理性，治学态度严谨。他的看法和观点是以事实为依据的，而不是从概念到概念，因而比较扎实。本书就是一个证明。今天的中国已经与世界连成一气，正如胡锦涛主席所指出的：“中国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繁荣稳定也离不开中国。”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07年10月25日，第3版。因此，中国的各级领导干部、企业家和学者，都需要具有一定的国际视野和全球眼光。我相信，大家一定能够通过阅读本书得到有益的启示，更好地认识世界，从而也会更好地认识我们自己。正确认识世界，正确认识自己，是制定正确方针的基础。本书可作为我国从事与国际安全和中国国家安全战略有关部门人员的系统的背景材料，也可以作为大学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专业研究生和本科生的教材或参考书。本书资料丰富翔实、文笔流畅，因此有相当的可读性。中国前驻法国大使、欧洲科学院院士吴建民2011年4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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