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恢复全国高考40周年，在回忆和纪念这个重大事件时，我想起了那段刻骨铭心的经历。1977年4月15日，我以借调的名义到国家教育部，参加筹备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以澄清被“四人帮”搅乱了的是非，这是全国教育战线广大教育工作者的一致呼声。我万万没有想到，一个月后，中央组织部任命我为教育部党组成员兼高等教育司司长，我毫无思想准备，也数次向教育部和中组部陈述理由，说明自己不适宜担任这些职务。但是，我的请求都无济于事，我不得不以“临时工”的身份，认真地履行自己的职责。
我身兼二职，一是高等教育司司长，二是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筹备组副组长。怎么把二者统一起来呢？我决定从调查研究入手，先后到辽宁、天津和北京地区进行调查。那时，各级政府都还没有恢复，依然还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建立的革命委员会。在北京顺义县（现顺义区）调查时，该县革委会姜副主任的谈话，使我受到了震撼。他说：“现在大学虽然恢复招生了，但按照‘自愿报名、基层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十六字’方针，我们工人和农民子女还是没有上大学的机会。‘十六字’就是四个字‘领导批准’。因此，必须推翻‘十六字’方针，恢复‘文化大革命’前的全国统一高考。我们工农子弟不怕考，你们不信可以查一查，‘文化大革命’前上大学的还是工农子女占多数。”他的一番谈话，使我看到了拨乱反正的突破口，就是推翻“十六字”方针，恢复全国统一高考，这既是高教司的工作重点，又是筹备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重要内容之一。
1977年7月17日，十届三中全会一致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定》，从而恢复了他原先担任的党政军全部职务。这一年他已72岁，但“壮心未与年俱老”，他主动向中央请缨亲自抓教育和科学。7月下旬，教育部得到邓小平办公室的通知，邓小平同志将于8月初在北京召开科学与教育座谈会，请教育部和科学院各选派15名专家参加。我受教育部党组的指派，负责挑选与会代表和会议的筹备工作。我与高教司有关人员商量，最后确定了16名专家名单，有老中青代表，但以老专家为主，同时，科学院也挑选了17位代表，总共33人参加会议。经过协商，我与科学院政策研究室主任吴明瑜共同担任座谈会秘书长，负责会议记录、简报和代表生活与娱乐的安排。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对此次会议十分重视，安排会议代表住在当时条件最好的北京饭店。
座谈会于8月4日在人民大会堂四川厅正式召开，邓小平亲自主持。参加会议的还有主管科学与教育的副总理方毅、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李昌、教育部部长刘西尧和常务副部长壅文涛以及有关各部门和新闻单位记者，共70多人。会议开得生动活泼，代表发言踊跃，既有揭露“四人帮”对教育的破坏，又有治理整顿的建议。会议进行了两天，武汉大学副教授查全性一直没有发言，5日晚上他找到我，说：“这两天我一直没有发言，我想讲的别人都讲了，不知道讲点什么好？”我对他说：“你来得正好，有一个问题大家都没有讲到，希望你来讲。这个问题就是推翻‘十六字’招生方针，恢复全国高考。”他说：“是的，这个问题都没有讲，我明天就讲这个问题。”查全性做了认真的准备，6日上午他声情并茂地提出恢复高考和推翻“十六字”招生方针的建议，他的发言得到许多代表的附议。邓小平频频点头表示赞同，他问：“今年恢复高考来得及吗？”刘西尧说：“今年的招生工作会议于7月5日在太原已经召开了，恐怕来不及了。”邓小平拍板说：“看准了的事要马上改！招生会议开过了，重新再召开一次会议就是了！”邓小平一锤定音，从而揭开了恢复高考的序幕！
教育部于8月13日在北京又召开了当年第二次招生工作会议，由于会议代表对恢复高考争论非常激烈，以至于会议开了44天都结束不了。在存与废的关键时刻，9月19日邓小平又召集教育部刘西尧、雍文涛和李琦谈话，严肃地对他们说：“教育部要争取主动，你们现在还没有取得主动，至少说明你们胆子小，怕跟着我犯错误，招生会议要尽快结束。”这是邓小平第二次拍板恢复高考，极大地遏制了反对恢复高考的声浪，招生会议才得以于9月25日结束。《人民日报》于10月21日，在头版头条发表了《高等学校招生进行重大改革》的消息，这真是“忽如一夜春风来”，恢复高考的消息一日内传遍神州大地每个角落。
尽管招生会议上对恢复高考争论十分激烈，但一旦启动了高考的各项准备工作，包括1977年高考的命题、印刷试卷、报名、考试、阅卷和录取工作，都进行得非常顺利。这就说明，恢复高考获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尤其是渴望学习的青少年们。恢复高考是我国当代一个重大的事件，是“拨乱反正”的一个有力措施，是国家和时代的一个拐点。恢复高考的意义，无论怎么评价都不为过，具体地说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有力地推动了“拨乱反正”，打响了否定“两个凡是”的前哨战役。在“拨乱反正”初期，“左”倾思想还有较大的市场，争论了44天的招生会议就是证明。当时，毛泽东逝世还不到一周年，“两个凡是”没有被推翻，“高举毛主席伟大旗帜”“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等口号还充斥在各报刊，人们心有余悸是难免的。9个月以后，即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评论员文章，开启了全国解放思想的大讨论，直接动摇了“两个凡是”的根基。直到1978年11月18日，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否定了“两个凡是”。这充分说明，恢复全国高考是超前的。
第二，解放了千千万万知识青年，为他们学习与深造提供了条件。1966—1976年，全国下放到农村的知识青年总共1600多万人，自1970年开始以招工、独生子女和病残等形式，部分知识青年先后陆续返回城市。但是，到1977年高考时，仍然有多数知青滞留农村。真是天赐良机，全国高考恢复了，打破了“唯成分论”的限制，考试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在恢复高考后的前三届（七七至七九级）总共录取了96万人，其中知青占了相当大的比例。我曾经说过，他们是从石头缝蹦出来的人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当今他们成为我国各条战线上的中坚力量。
第三，极大地扭转了学校和社会的风气。由于极“左”思潮的泛滥，“文化大革命”中一度流行“读书无用”和“教书倒霉”的歪风，还出现了“白卷英雄”和“不懂ABC照样干革命”的反面典型。知识分子被贬斥为“臭老九”，人心惶惶，人心思散，致使我国科技水平与国际先进水平差距拉大到40多年。然而，高考的恢复，使人们认识到还是只有知识才能改变人的命运。于是，学校里又重新出现了琅琅的读书声，爱科学、争当科学家，又开始成为青少年们的理想。霎时间，“读书无用”和“教书倒霉”也被一扫而光，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成为社会的新风尚。
1977年报名参考的学生有570万人，最后只录取了28.2万，当年的毛入学率只有4.7%，说明当时竞争之激烈。今年是恢复高考40周年，据知七七级同学们以各种方式纪念这个改变他们命运的事件，有的举行聚会，有的撰写回忆文章，有的接受媒体的专访，共同回忆令人难于忘怀的时刻。其中，值得称道的是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薛澜和俞乔两位教授，他们原来分别毕业于长春光学精密机械学院和四川大学，后来都出国深造，获得博士学位，在国外知名大学执教，后回清华大学任教。他们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分别联络原来的同班同学，回忆他们参加恢复高考的经历与体会，撰写了《命运回眸》一书，总共有40位当年的幸运者撰写了文章。他们都是恢复高考的见证者，他们将把自己参加高考的感情和体会以及成长的经历记录下来，作为史料见证历史上这一改变许多人命运的时刻。
我受薛澜和俞乔教授的邀请，特写了上述一段文字。兹忝为序。
刘道玉
教育部原高教司司长、武汉大学原校长
2017年9月10日教师节
于武汉大学寒宬斋
试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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