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穆旦的一生伴随着现代中国历史的几个重要事件，又遭遇了个人化色彩极强的特殊历程，人们常说的“个人与时代”的主题在这里获得了别样的呈现。

6岁在天津《妇女日报》发表习作，11岁考入南开学校后，频频列名于《南开高中生》杂志，穆旦展示的是引人注目的“早慧”。1937年7月，抗战全面爆发，已经就读于清华大学外文系的穆旦随校迁入长沙，接着又继续西迁，加入了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联合进行的教育界“长征”，徒步远征达3500华里，这一次非凡的“长征”让穆旦真切地目睹了中国偏远的西南部，那些挣扎于生死线上的底层的苦难，对于一个一直生活于中国都市与静谧校园的文学青年而言，这里的震惊不亚于一场精神世界的地震。1942年给予穆旦的痛苦更是永生难忘的。这一年的2月，他参加中国远征军，奔赴缅甸抗日战场，仅仅三个月后，他便亲历了一场无比残酷的战斗，“那是1942年的缅甸撤退，他（穆旦）从事自杀性的殿后战。日本人穷追，他的马倒了地，传令兵死了，不知多少天，他给死去的战友的直瞪的眼睛追赶着，在热带的毒雨里，他的腿肿了。疲倦得从来没有想到人能够这样疲倦，放逐在时间——几乎还在空间——之外，胡康河谷的森森的阴暗和死寂一天比一天沉重了，更不能支持了，带着一种致命性的痢疾，让蚂蝗和大得可怕的蚊子咬着，而在这一切之上，是叫人发疯的饥饿。他曾经一次断粮达八日之久。但是这个24岁的年轻人，在五个月失踪之后，结果是拖了他的身体到达印度，虽然他从此变了一个人，以后在印度三个月的休养里又几乎因为饥饿之后的过饱而死去，这个瘦长的、外表脆弱的诗人却有意想不到的坚韧”3427700。这样置于生命极限状态的体验是罕见的，然而，就是这样的体验在把穆旦一次一次推向绝望边缘的时候，也极大地丰富了他的艺术灵感。“痛苦出诗人”，大概没有比穆旦更能印证这句格言的真实性了。

在通常的意义上，大自然总是带给我们宁静与和谐，赋予美妙的诗意而给人心灵的慰藉，这是中国诗歌悠久的传统，也是现代中国诗歌在穆旦之前的惯常思维，然而战争的时代与个人的遭遇却让穆旦质疑了这一艺术的“根本”，于是他抵达了一处“前沿”性的艺术险境：究竟什么是诗？什么可以叫做“诗意”？似乎一切都有待新的估价。

抵达“前沿”的探险形成了穆旦诗歌一系列奇异的景观——在慷慨激昂的抗战时期抒写“人与战争”的荒谬（《出发》），在充满爱情梦幻的年龄刻画生存的虚无（《诗八首》），在旧体诗复活的岁月直斥传统样式的简陋（《五月》），在全民族的颂歌与赞美声中保留隐忧（《赞美》），甚至，在对孩子的祝福中也揭示了人生的狰狞（《摇篮歌——赠阿咪》）……我们常常用“丰富的痛苦”来概括穆旦的诗情，而在痛苦背后的，更有诗人丰富的人生故事与丰富的艺术历程。

二十余年前，还置身于大学课堂的我就被这种种的“丰富”所吸引，在缺少更多材料的时候就斗胆选择穆旦作为自己的本科毕业论文选题，所幸这一选题获得了蓝棣之老师的大力支持，并最终发表于我景仰不已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从此，我个人的情感、趣味和思想都与穆旦深深地熔铸在了一起，继续从新的深度来理解穆旦、解读穆旦成了我重要的学术目标，如何完整细致地追踪穆旦的人生艺术之路，始终是我努力的方向，为此，我曾经拜望穆旦夫人周与良女士，查阅战时旧刊，通过与李方、张同道兄合编《穆旦全集》继续积累史料，不过，由于各种原因，工作的进程却未尽如人意，连多年前承诺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丁宁女士的《穆旦传》也尚未完成。正是在这个时候，我读到了易彬著《穆旦年谱》，其用力之深广，考证之细密，在今天的穆旦研究中可谓是前所未有的，在自我惭愧之余，我更多的则是欣喜和敬佩，因为，我们的穆旦研究从此可以说有了坚实的最综合性的史料基础，其开拓之功值得大力肯定。易彬还告诉我，与本书同时出版的还有《穆旦与中国新诗的历史建构研究》，同时，他还将继续致力于《穆旦评传》的写作和《穆旦诗全集（汇校本）》的整理工作，前者已经列入了出版计划，我衷心祝愿他早日完成这两部新著，为我们的穆旦研究作出更大的贡献。

李怡

2010年6月于北京励耘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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