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人权利的保护问题是人权保护的重要内容和组成部分，且已经与国家的稳定与统一、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人类的前途与命运息息相关的。联合国大会1996年12月16日第2200A（XXI）号决议通过并开放给各国签字、批准和加入，后于1976年3月23日生效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the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以下简称《公约》）第27条规定：“在那些存在着人种的、宗教的或语言的少数人的国家中，不得否认这种少数人同他们的集团中的其他成员共同享有自己的文化、信奉和实行自己的宗教或使用自己的语言的权利。”毋庸置疑，对这个既敏感又热点的问题进行探讨和研究，当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

人权的理论基础是自然法，国际人权保护的理论基础也是自然法。人权问题说到底是国内法问题，因为国家只有在其主权范围内给予其人民以人权并加予保护。而国际法上的人权保护也必须是缔约国同意并加以实施的。国家主权原则是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尊重国家主权应当成为处理和解决国际范围的人权问题的基本行为准则。《联合国宪章》第2条开宗明义规定：本组织及其会员国应遵行各会员国主权平等之原则。人权原则只能服从于国家主权原则，而不能凌驾于国家主权之上。主权是最大的集体人权，国家的独立和主权是享有人权的基础和先决条件，在丧失国家独立和主权的情况下，是绝没有人权可言的。

1981年12月9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不容干涉和干预别国内政宣言》明确规定不得利用人权干涉别国内政，这也表明了人权在本质上仍属于一国内政。不论在何种情况下，以保护人权为其主要理论依据的人道主义干涉从来没有被接受为习惯国际法。除了许多知名国际法学者认为人道主义干涉是非法的和不能容许的以外，即使是西方国家政府也对所谓人道主义干涉持有异议。如英国外交部就曾声称：绝大部分当代的法律意见反对人道主义干涉的权利，主要有三点理由：一是《联合国宪章》和现代国际法并没有接受这种权利；二是近两个世纪，特别是自1945年以来，最多只能举出很少几个关于人道主义干涉的案例，更精确地说，一个也没有；三是对这一权利的滥用的可能性，强烈地制止它的形成。从根本上来说，要使人道主义干涉成为不干涉原则的例外所带来的对国际法的损害，将大大地超过它所带来的利益。因此，由于人道主义干涉从来没有被接受为习惯国际法，所谓人道干涉如果未经安理会授权，是违反《联合国宪章》的，是非法的。

但是，有些国家却将人权作为普世价值，与西方民主和自由理念一起加以推广，进而干涉别国内政。更有甚者，近些年来西方某些国家看不得中国的崛起和强大，他们正在采取一切手段企图唱衰中国，混淆中国的少数民族自治与所谓的民族自决的关系，无视中国在人权问题上的巨大进步和成就，支持和鼓动藏独、疆独、台独分裂势力，以所谓的人权问题在围堵和遏制中国。但是，二十一世纪是中国的世纪，中华民族的和平崛起正以雷霆万钧之势荡涤着世界上的污泥浊水，滚滚向前。中华民族一定会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屹立于世界的东方。

本书从少数人权利国际保护的层面，以《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27条的规定为视角，结合国际实践中的具体案例，从“少数人”概念的界定、少数人权利的主要内容、少数人权利国际保护的必要性、少数人权利国际保护的主要途径、少数人权利国际保护的制度缺陷及其矫正、中国少数人权利保护的实践等几方面进行了较为全面深入的分析和探讨，以期有利于促进少数人各种权利的有效保护及我国涉及少数人权利保护的法律制度的适时调整与逐步完善。

该书选择其中最重要的一些制度，分析了其存在的主要缺陷及其矫正办法。这些制度包括：缔约国定期报告制度、国家间的指控制度、个人来文制度、普遍定期审议制度、早期预警机制和司法保护等。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本书较为深入地研究了中国少数人权利保护的实践。中国已经加入了25项国际人权公约，并积极采取立法、行政、司法措施，促进少数民族权利的保护，完善中国的民族自治制度。所以，中国将进一步而且会始终不渝地促进中国少数人权利保障事业的持续进步和国际人权事业的健康发展。

作者为了本书的撰写，在英国牛津布鲁克斯大学社会科学与法学院研习两年，收集资料，广泛交流，受益匪浅。故文章以国际法为视角，立论精当，观点明确，结构严谨，资料翔实，有叙有议，逻辑性严密，令人信服，敢于亮剑，独树一帜，有所建树。

总之，这是一本相当不错的关于人权方面的学术论著。当然，书中内容也并非尽善尽美，有些地方尚需充实提高，有些观点有待商榷。对于本书中尚存不足之处，亦诚请坦言直陈，以便进取，以求完美。

值此新世纪第十年辞旧迎新之际，作为导师应邀作序，欣然命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