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法地，地法天，天人合一。两千多年前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哲理思考，是生态文明思想的渊源所在。中华数千年的农耕文明，正是秉承这一思想，生存繁衍，发展经济，经久而不衰。尊重自然、与自然同存共荣的价值观，以及在这种价值观指导下形成的生产方式、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寻求“人与自然和谐共进、生产力高度发达、人文全面发展、社会持续繁荣”。但是，生态文明不是简单地对工业文明进行否定或者替代，而是利用生态文明的理念和原则对工业文明进行整体改造和提升，形成一种新的社会文明形态，具有普适性和普世意义，不仅是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也需要文明转型，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和可持续发展。我国现代化进程中，意识到工业文明的老路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经济不可持续。进入21世纪，中央明确提出加强生态文明建设。200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林业发展的决定》中提出“建设山川秀美的生态文明社会”。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要求“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在工业化城镇快速推进的情况下发展生态文明建设，是一项系统工作，必须要全方位大力推进。2012年7月，胡锦涛同志在十八大召开前就明确提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是涉及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根本性变革的战略任务，必须把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原则、目标等深刻融入和全面贯穿到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的各方面和全过程，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为人民创造良好的生产生活环境。”随后，党的十八大报告进一步将生态文明提升至国家策略，列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五位一体”的总布局，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任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强调“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十八大对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做出的全面战略部署，既包含对以往社会经济发展方式的反思，也预示着开启面向新的经济增长方式和社会文明形态的新一轮探索，标志着中国现代化转型正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进一步提出，要加快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决定要求：建设生态文明，必须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实行最严格的源头保护制度、损害赔偿制度、责任追究制度，完善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制度，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主要方案包括：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和用途管制制度，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实行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以及改革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体制。中央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决定和部署，已经纳入政府的议事日程。2014年6月，国务院批转发改委《关于2014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任务的意见》，部署了七个方面的重点改革任务，任务之一就是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内容包括：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基本方针，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从源头上扭转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加大主体功能区制度实施力度，研究制定国家主体功能区制度的综合政策体系。严格生态空间保护制度，建立陆海统筹的生态系统保护修复和污染防治区域联动机制。探索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加大对自然价值较高的国土空间的保护力度，改变自然资源的粗放利用状态。推动建立跨区域、跨流域生态补偿机制，促进形成综合补偿与分类补偿相结合，转移支付、横向补偿和市场交易互为补充的生态补偿制度。完善资源有偿使用、环境损害赔偿、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等制度，制定实施生态文明建设目标体系，健全评价考核、行为奖惩、责任追究等机制，加强资源环境领域法制建设，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制度保障。坚持铁腕治污、铁规治污。深入实施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加大环境信息公开力度，以雾霾频发的特大城市和区域为重点，以细颗粒物和可吸入颗粒物治理为突破口，抓住产业结构、能源效率、尾气排放和扬尘管控等关键环节，健全政府、企业、公众共同参与的治污新机制。推进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继续开展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试点。推动工业、建筑、交通运输、公共机构等重点领域和重点单位节能减排，加快制定和完善配套政策措施。研究全国碳排放总量控制和分解落实机制，研究制定全国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方式变革，控制能源消费总量，建立健全碳强度下降和节能目标责任制及评价考核体系。出台更为严格的节水管理办法和相关标准。与此同时，十三五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已逐步明确。2015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提出生态文明建设主要目标：到2020年，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取得重大进展，主体功能区布局基本形成，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显著提高，生态文明主流价值观在全社会得到推行，生态文明建设水平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相适应。国土空间开发格局进一步优化。经济、人口布局向均衡方向发展，陆海空间开发强度、城市空间规模得到有效控制，城乡结构和空间布局明显优化。资源利用更加高效。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强度比2005年下降40%—45%，能源消耗强度持续下降，资源产出率大幅提高，用水总量力争控制在6700亿立方米以内，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降低到65立方米以下，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提高到0.55以上，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15%左右。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继续减少，大气环境质量、重点流域和近岸海域水环境质量得到改善，重要江河湖泊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提高到80%以上，饮用水安全保障水平持续提升，土壤环境质量总体保持稳定，环境风险得到有效控制。森林覆盖率达到23%以上，草原综合植被覆盖度达到56%，湿地面积不低于8亿亩，50%以上可治理沙化土地得到治理，自然岸线保有率不低于35%，生物多样性丧失速度得到基本控制，全国生态系统稳定性明显增强。生态文明重大制度基本确立。基本形成源头预防、过程控制、损害赔偿、责任追究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和用途管制、生态保护红线、生态保护补偿、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体制等关键制度建设取得决定性成果。2015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进一步提出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目标：到2020年，构建起由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空间规划体系、资源总量管理和全面节约制度、资源有偿使用和生态补偿制度、环境治理体系、环境治理和生态保护市场体系、生态文明绩效评价考核和责任追究制度等八项制度构成的产权清晰、多元参与、激励约束并重、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推进生态文明领域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2015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完善发展理念，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坚持绿色富国、绿色惠民，为人民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协同推进人民富裕、国家富强、中国美丽。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有度有序利用自然，调整优化空间结构，划定农业空间和生态空间保护红线，构建科学合理的城市化格局、农业发展格局、生态安全格局、自然岸线格局。设立统一规范的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长沙县作为中国中西部经济第一强县，2014年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超过17000美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2.3倍。长沙县在经济发展大潮中始终贯彻生态文明理念，坚持绿色循环低碳发展，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显著成果。开展生态文明建设，长沙县进行了全方位的探索与实践。保护生态，发展经济，是长沙县生态文明建设的两个抓手，相互促进，谋求绿色发展。长沙县大力实施绿色创新发展，2013年该县提出“二氧化碳是放错地方的资源，驾驭高碳是赢家”的生态建设新理念，并率先探索创建全国首个“零碳县”。长沙县创建的“零碳县”，不是追求二氧化碳的零排放，而是通过开展植物储碳、固碳，综合应用减源增汇、绿色能源替代等方法抵消碳源，使全城范围内的碳排放量与回收量平衡，从而实现新增二氧化碳量为零。经过两年多的实践，长沙县“零碳县”试验取得初步成功：2014年跃居中国十佳“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中小城市榜首，其“零碳县”创建工作获得中国经济论坛2014中国创新榜样年度奖，并得到新华社、中新社、湖南日报等主流媒体广泛推介和国家环保部的高度关注。尤其值得提出的是，全国劳动模范、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中南林业科技大学碳循环研究中心主任雷学军教授及其团队，经过多年的研究探索，发明了“速生碳汇草捕碳固碳技术”，为长沙县“零碳县”创建工作提供了理论支持和技术支撑。其科学原理是：利用植物的自然光合作用吸收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将二氧化碳固封在植物体内；通过对“速生碳汇草”进行加工，实现碳转化、碳利用，从而减少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存量。利用草本植物捕捉和封存二氧化碳的新技术，实现了大气二氧化碳的负增长，是全球大气碳回收的一项革命性原创技术。雷学军教授提出的速生草本植物“碳汇机制及界定方法”，将有限的“森林碳汇”变为无限的“植物碳汇”，改虚拟的“碳排放权配额指标交易”为“实物碳产品交易”。鉴于速生草生长速度快，固碳多而丰富，其价值和潜力还表现在其有机养分和生物质能的开发利用方面。建议长沙县和国家主管部门花大力气，将速生草的后续开发利用加以深化拓展，不仅为长沙县生态文明建设、应对气候变化，还为就业、增长、能源安全提供机遇与保障。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2016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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