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铁芳

生活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身处现代化的围裹之中，为什么还需要不断地回到古典，回归经典？这本身就是一个问题。

一个民族的经典往往体现了古典时代先贤杰出的思想，同时也是先贤思想在历史进程中不断地被选择、解释，甚至创造而成，也即真正的民族经典乃是历史进程中开放而持续的认同、阐释与创造中共同造就的。显然，所谓经典其实并不仅仅是属于经典作者，同样是属于历史的，属于民族的，是共同塑造的，是开放的，或者说是在开放中不断生成的。经典其实就包含一个民族在精神成人方面那些最关键的基因，或者说遗传密码。回到经典，回到古典显然不是要回到古代，而是让我们超越简单化的线性时间观念，在回溯经典文本的过程中去思考一个民族如何被塑造，一个民族作为其民族的关键信息。

历史乃是绵延性的，对于当下的我们而言，所谓历史并不是博物馆里被观赏的文物，历史并未过去，而是深深地植根于当下，潜移默化地建构着当下。正因为如此，古典所面临的问题其实也是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基本问题，回到古典，其实就是回到我们今天所遭遇的基本问题，回到教育的基本问题，回归到人类的抑或民族的永恒性问题。回到古典并不是回到古代，而是不断地从古典所面对的问题出发，也就是从古典出发，敞开当下的问题空间：站在今人的立场上解读古典，激活古典在现时代的想象，让我们更好地理解古典，以古典思想来扩展今日教育的思想资源；站在古典的立场上解释当下，激活对当下基本问题的思考，让我们更好地理解当下教育的精神走向。

历史并未过去，那些开启先民的基础性事物依然在潜移默化地引领着今人的生命。真正的历史在不断地向着当下绵延，并建构着今日个体的内在自我。我们也并非历史的旁观者，我们乃是历史绵延到今天的体现者，我们就是活着的传统。传统不是静止的过去，而是绵延在今天，建构着今天，对传统的创造性解释就是在建构当下的。

民族的经典乃是发生在历史接受过程之中而形成的。先贤置身于其所处的历史与时代境遇之中，充分地完成属于其个人的文化创造，形成思想文本。后人在阅读先贤思想文本的过程中，不仅是学习先贤思想，也在此过程中开启自我，获得自我认同感，同时又以自我置身于时代之中的“偏见”（先见）来创造性地阐释、丰富先贤的思想。正是在此代代相传、不断选择性地阐释与创造的过程中形成民族历史和文化进程中开放的经典。

历史上的经典，曾经充分地开启先人的生命世界，到今天，依然是打开我们生命世界的重要资源。回到古典，并非要我们回到古代，而是沿着先民如何打开自我的路径来思考今日究竟如何更好地打开我们自身的生命世界。经典并非教条，真正的经典乃是开放性的。经典之所以为经典，乃是因为其承载着道，也即保持向着道的开放性。我们自身正是在阅读经典的过程中敞开我们自身向着道的开放性存在，我们自身的理解就是参与经典意义的创生。这里也提示我们如何把经典的文字还原成创生着的情景，还原成先哲生动地在他们所遭逢的时代里追求大道的生命实践，努力阐幽发微，以先哲高明之德行来照亮我们蒙昧的心灵。

重温古典，并非因循守旧，更非依葫芦画瓢，而是“温故”而“知新”，也即在不断地回望与理解中创造性地活化经典，让经典更好地进入当下，确切地说，是让经典激活当下的我们，让我们置身无根化的现代性处境之际，而能在与先哲的对话中触摸历史与传统中幽深的文化—生命之根基。正因为如此，关注古典教育，并不是为了猎奇，而是为中国教育寻根。“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周虽然是旧的邦国，但其使命在革新。在重温古典的过程中触摸起源，并不是要守旧，而恰恰是要维新，只是这种“维新”是要建立在对我们自身的“命”的认识与坚守上，也即理解我们究竟需要怎样的新。不断地解释与理解教育的起源，正是要尝试着去理解那让我们不断地维新的“命”，由此而寻求今日教育之自我更新与自身超越的源头活水及内在路径，否则我们的求新就可能是盲目的、无根的。

近年来，我和我的团队逐步找到了一条以古典教育研究为特色的教育思考路径，我们的目的乃是要在探寻人类教育的本源的基础上，追寻中国教育的本源，触摸当下教育发展的深层脉象，以尽可能地夯实研究的背景与基础，在经典与现实、古典与现代、中国与西方之间尽可能保持融会贯通，同时又拥有深度而鲜活的张力，以此来促成深度教育思考的可能性。

当然，我们深知，这只是今日中国教育研究幽微而又不可或缺的重要路径之一，我们自身的研究也未必能达成我们预想的目标，但我们将持续努力，并力求在逐步回到中西古代原典的过程中扩展研究的深度与广度。身虽不从，心向往之。

2017年11月于湖南长沙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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