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全球战略观察报告的第六部，是关于“亚投行”的。2013年10月，习近平主席提出了筹建亚投行的倡议。2014年11 月9 日，习近平主席宣布，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筹建工作已经迈出实质性一步。此前的10 月24 日，包括中国、孟加拉国、柬埔寨、印度等21 个首批意向创始成员国在北京签署了政府间谅解备忘录。11 月8 日，参加“加强互联互通伙伴关系对话会”的国家发表联合公报，将亚投行视作对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现有金融机构的有益补充，明确表示支持。2015年6月29日，亚投行57个意向创始成员国代表在北京出席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签署仪式。2015年12月25日，法定资本1000亿美元的亚投行正式成立。2016年1月16日，作为中国政府第一个首倡并推动建立的多边银行，亚投行在北京正式挂牌成立。2016年6月25日，亚投行批准了首批四个项目总计5.09亿美元的贷款，涉及孟加拉国、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能源、交通和城市发展等领域。从习近平主席提出筹建亚投行，到21个国家正式签署《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备忘录》仅用了12个月，到正式挂牌仅仅用了27个月，到发放第一批贷款仅仅用了32个月。这张时间表，充分体现了亚洲各国对发展基础设施、实现互联互通、分享中国发展机遇的渴望。“中国的国内基础设施建设规模引领全球，现在中国又创设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由此中国将成为全世界基础设施项目的最大投资者。”［美］帕拉格·康纳：《超级版图：全球供应链、超级城市与新商业文明的崛起》，崔传刚、周大昕译，中信出版集团，2016年7月第1版，《中文版序》。难怪帕拉格·康纳在《超级版图：全球供应链、超级城市与新商业文明的崛起》这部风靡全球的新著中，如此评价亚投行。在亚太互联互通蓝图中，亚投行将扮演重要角色。目前，大部分亚洲国家都正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快速推进时期，发展越来越受到基础设施落后和资金不足的制约。根据亚洲开发银行测算，2020 年以前亚洲地区每年基础设施投资需求高达7300 亿美元。“亚洲绝大多数国家正在工业化、城市化快速推进的阶段，这一阶段对基础设施的需求最为迫切。据估计，仅南亚在未来十年就需要2500 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投资，而东亚一年的需求缺口可能就达到6000 亿美元。”丁振辉、黄旭：《亚投行为互联互通打开金融之门》，《上海证券报》2014 年11 月13 日，第A03 版。面对如此庞大的资金需求，亚投行的成立恰逢其时，水到渠成。从供给层面看，亚投行目标集中，可以有效弥补现有多边开发机构对基础设施支持的不足张丽平：《亚投行，助力亚洲互联互通》，《人民日报》2014年11月13日，第5版。。正如习近平主席在加强互联互通伙伴关系对话会上所说，中国“愿意通过互联互通为亚洲邻国提供更多公共产品，欢迎大家搭乘中国发展的列车”习近平：《联通引领发展，伙伴聚焦合作》，《人民日报》2014年11月9日，第2版。。国外有舆论认为，亚投行是继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后，中国试图主导国际金融体系的又一举措。不论这一看法是否恰当，不可否认的是，经过中国的不懈努力，对于互联互通是区域经济共同发展的关键这一理念，已经深入人心。对于要发展亚洲价值、亚洲创造、亚洲投资、亚洲市场的亚洲国家而言，互联互通是大家的共同需要，而基础设施建设是互联互通的基础和优先发展领域。认识的统一，是亚投行能够发挥应有作用的重要保障。随着亚投行的正式挂牌运营，亚洲国家基础设施融资能力不足和资金使用效率等突出问题，可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解。“亚洲各国实现共同前行，需要有形的互联互通，也需要多元共生、包容共进的理念，需要为共同发展而切实行动。亚投行的建立，正是朝着这个方向迈出的有益一步。”钟声：《亚投行的时代使命》，《人民日报》2014年1月29日，第21版。互联互通问题并不是始自今日。1898 年，英国探险家兼记者柯乐洪在《转变中的中国》一书中写道，“上缅甸的财富以及掸邦等地区的资源是不可估量的”，“但它们现在却因彼此之间以及与外部世界缺少连接而得不到耕耘”。这位作者100 多年前所看到的问题，至今依然是个问题。互联互通滞后、基础设施落后带来的发展瓶颈，不仅仅出现在缅甸，也不仅仅出现在东南亚。据测算，未来10 年亚洲基础设施融资缺口巨大，需要至少8 万亿美元基础设施资金，才能支撑当前经济增长水平。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筹建工作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展开的钟声：《亚投行的时代使命》，《人民日报》2014年1月29日，第21版。。事实上，亚洲和全球并不缺乏资金，缺乏的是动员这些资金投资基础设施的能力和机制，亚投行的建立可谓恰逢其时。“亚投行的成立将弥补亚洲发展中国家在基础设施投资领域存在的巨大缺口，加强不同收入水平国家之间的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将促进资本在富裕国家和贫困国家之间的调剂，为贫困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相应的资金。在基础设施发展的红利刺激下，有望推动亚洲地区各国经济发展”丁振辉、黄旭：《亚投行为互联互通打开金融之门》，《上海证券报》2014年11月13日，第A03 版。。亚投行不是国家之间博弈的机构，不搞政治化，而是代表了参与各国团结合作共谋发展的共同愿望，平等、包容、开放的精神浸蕴其中。秉承开放包容的区域主义，亚投行欢迎所有有兴趣的国家积极参与。正是因为看到了这一设计初衷，国立澳大利亚大学研究员安德鲁·埃莱克才撰文强调，一些人在面对亚投行倡议时的“小气”回应，只会让自己一贯以来要求中国提供地区和全球公共物品的呼声显得空洞和虚伪钟声：《亚投行的时代使命》，《人民日报》2014年1月29日，第21版。。亚投行的建立同时也是一种创新机制，有利于推动完善中国全球金融治理。因为侧重于基础设施建设，亚投行与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现有多边开发银行是互补和合作的关系，后者的工作重点在于减贫。世界银行行长金墉称，丝毫没有感到世行会因亚投行受到威胁，而亚行行长中尾武彦则表示，亚投行建立后，亚行将考虑与亚投行进行一定方式的合作。与此同时，亚投行也明确提出了以高效的基础设施投融资平台为自身目标。针对现有多边开发银行存在的过于烦琐、不切实际及与业务关联度不高的一些做法，亚投行将努力避免并解决之，以最大限度地降低成本和提高运营效率。“亚投行的成立有助于域内国家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发展水平，有助于互联、互通、互惠，不仅对相关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有深远影响，同时对全球治理、对全球经济金融的公平有效运行也有难以估量的影响”丁振辉、黄旭：《亚投行为互联互通打开金融之门》，《上海证券报》2014 年11 月13 日，第A03 版。。亚投行一提出就受到各国欢迎的主要原因在于，它抓住了亚洲国家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加快发展阶段，迫切需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同时，由中国首倡并主导推动的亚投行，所体现出的中国气派和中国特色，让世界各国更看清了日本主导的亚洲开发银行（以下简称亚开行）多年业存的弊病，这也是亚投行深受欢迎的重要原因。首先，亚开行行长长期由日本人担任，这种做法与世界银行行长只由美国人担任和IMF 总裁只由欧洲人担任颇有相似之处。因此，亚开行的许多政策并不能公平地体现出各成员国的普遍诉求，反而成为日本和美国在域内拉拢人心的一种手段。其次，亚开行资金背后往往附有一定的“政治指导”。要获得亚开行的援助资金不仅需要有符合亚开行“审美情趣”的投资项目，还要接受亚开行开出的各种药方，打着援助的旗号对他国内政进行干预，例如强求受援国根据美日的标准推进国内民主化进程。因此，亚开行的援助经常受到部分国家的抵触。最后，亚开行偏输血而轻造血，且对贷款项目有严格的要求和审查，资金需求国项目通过率很低，并且流程复杂，从提出申请到获得资金需要经过漫长的过程。亚开行对亚洲各国资金需求的迟缓反应，多年来已经备受诟病。而亚投行则避开了亚开行被人诟病的诸多弊端。首先，亚投行的宗旨即在于为亚洲国家的基础设施资金提供帮助，亚投行成立将弥补亚洲发展中国家在基础设施投资领域存在的巨大缺口，加强不同收入水平国家之间的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其次，亚投行能够推动亚洲地区互联互通的发展。互联互通是习近平主席在东盟国家访问时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与建立新时期的海上丝绸之路一脉相承。互联互通包括三个方面的含义：一是物理衔接；二是机制对接；三是人员连接。互联互通实际上在各个方面既是对原有交流和合作的总结，也是进一步的发展和升华。而亚投行能够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提供便利的投融资支持，促进域内国家互联互通的发展。亚投行有利于推动域内国家合作伙伴关系。中国是亚洲地区重要的经济力量，中国是亚洲大部分国家第一大贸易伙伴，许多亚洲国家经济发展也或多或少会受到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但是，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亚洲地区各国经济增长出现分化。另外受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影响，部分国家经济增长势头停滞，甚至出现了负增长。因此，如何强化各国之间的协作和合作，共同应对金融危机的挑战，是亚洲各国普遍面临的问题。亚投行的成立有助于刺激亚洲国家基础设施的建设，而加大对基础设施投入本身就是刺激经济增长的一种手段。总之，亚投行有助于为亚洲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金融支持，继而增加这些国家的投资需求，促进本国经济增长；同时有助于推动亚洲地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发展，产生经济的外溢效应。当然，亚投行作为国际金融历史上的新鲜事物，还需要通过长期的持续努力，来打造自己过硬的品牌效应，构筑出造福亚洲人民的坚实金融支持。在这个过程中，注意倾听国际社会对其的评论和看法，无疑是十分重要和必要的。在这种良性沟通与互动中，“中国愿与各国一道，与时俱进，推动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进行必要的改革和完善，使其更加公正合理，更加符合国际大家庭尤其是战后成长起来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愿望”薛力：《“一带一路”与“亚欧世纪”的到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89页。。信笔至此，特意鸣谢如下：感谢景峰同志带领的工作团队，他们以顽强的事业心和责任心，完成了所有前期翻译和初步译校工作。感谢本书系的顾问陆忠伟先生、编委会主任丁奎淞和各位编委们，正因为这些前辈、领导和朋友们的厚爱和期望，才使我们在困境中能坚持走下去。感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赵剑英社长、王茵主任和喻苗编辑，在他们的鼓励和支持下，该书才得以在短时间内面世，也正是他们严谨的工作作风，才保证了本书系的国家级水平，在此谨向他们高质量的专业水准和孜孜敬业精神致敬。凌晨码字，落笔为愿，是为序。2016年10月2日丑时于香山麓听雨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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