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哲学一直是西方哲学中经久不衰的研究领域，因为政治和道德一样都只是人类才有的独特现象。道德哲学主要还是形而上学的讨论，政治哲学就不仅仅停留于此，它还会涉及基本政体、政治结构等制度设计理念方面的内容，政治哲学具有更加广泛和复杂的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政治哲学越来越成为“显学”，在多个层面影响着现代政治生活。当然，政治哲学并不关心具体的政治之术，而是探求政治之道，这就不得不涉及政治的起源问题。人类最早的政治源于何处？是古代圣贤理性创设的产物还是人类互动、博弈形成的自发秩序之后果？取前一个立场的学说大多被归结为理性主义或共和主义，取后一个立场的学说则走向了自然主义或自由主义。在政治哲学中，共和主义大多建立在理性主义认识论基础上，自由主义则主要沿袭了自然主义方法论。那么，保守主义又应归于什么名下呢？笔者认为，保守主义的对立面是激进主义，激进自由主义、激进共和主义都是保守主义的敌人，但保守主义可以与温和自由主义、温和共和主义站在同一阵营，或者说可以在许多政治事务上与温和主义取得一致的立场。这是因为，“保守主义是一种关于人类存在的哲学”，它是“以维护有限政治为目的，以调和、平衡和节制为内容的政治艺术”。《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译本，第167、168页。由于保守主义对人类存在做出了深度的解释，从而与共和主义关于人的本质的认识有契合之处；又由于它主张有限政治，从而它与自由主义存在交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今，自由主义的高歌猛进致使保守主义黯然失色，一时间躲避保守主义成为时尚。国内的情形更是如此。20世纪初，清末革命派最终战胜立宪派，开启了民国时代，保守主义就被当作“保皇派”而声名狼藉。新中国成立后，保守主义的污名化日趋严重，已经被判处了政治上的“死刑”，保守主义学说几乎销声匿迹。但缺少保守主义制衡的各种政治理论就极有可能走向极端激进主义，中国的当代政治史充分再现了这一平凡的真理。《休谟政治哲学新论》一书写作的初衷就是要借助对休谟政治哲学从自由主义走向保守主义的证明中为中国当代政治哲学提供有益的借鉴。作者不是休谟的“粉丝”，却是保守主义的忠诚辩护者，他将学界大多认为休谟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定性“翻案”为保守主义，这不仅需要巨大的学术勇气和理论胆识，更需要过人的现实关怀和强烈的道义支撑。作者从休谟整体哲学出发，解释其自然主义哲学性质的思想体系，又进一步阐明这种自然主义导出了深刻的保守主义政治哲学立场。虽然已有前人注意到对休谟哲学的整体研究，但本书作者始终强调“休谟思想基本上是内部统一的整体”，因此，其初始的哲学立论——自然主义——也就会辐射并最终落脚到他的政治哲学之中。作者认为，休谟的自然主义存在一个复杂的体系，包含了三个发展阶段：从初级的怀疑主义到初级的自然主义；从初级的自然主义到彻底的怀疑主义；从彻底的怀疑主义到终极的自然主义。经过“三段论式”的逻辑发展，论述不断递进，内容不断充实，休谟的自然主义获得了坚实的根基，这为他转向政治哲学中的保守主义提供了理论依据。全书提出了许多富有启示的观点，也给学术界贡献了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这些都是非常值得肯定的尝试。作者对保守主义的理解很有新意，然而，将保守主义视为“以效用为标尺”的智慧，似乎难以令人信服。毫无疑问，“效用”是当时英国社会的流行语，也是理解当时英国思想的关键词，但这不等于说当时的主要思想家都是从“效用”出发的，恰恰相反，休谟之所以反对激进变革，对无限理性表示怀疑，正是出于对“效用”尺度的否认。他坚守自古以来的传统，认为基本的惯例可以指导人们的行为，这些传统和惯例不是因为它们有效而被继承，而是因为我们不可能超出传统或惯例之外去生活和思考，传统或惯例构成了我们存在的现实处境。它们无关乎“效用”。休谟的反对者们如理性主义常常持有的正是“效用”立场，才会对理性设计或人为安排念念不忘。本书作者李伟斌先生是我的一位博士生。像我的多位博士生一样，他对学术研究和理论思考抱有浓厚的兴趣，在校读书期间勤勉刻苦，阅读了大量专业原著，独立完成了多篇学术论文。与其他同学明显不同的是，他怀有深度的哲学情结，以思考为乐，以阅读为幸，每每有了新想法都会兴奋地与人交流、分享。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部专著是在他的博士论文《自然主义哲学体系——休谟保守主义政治哲学思想》的基础上反复修改、提升而成的。在从开题、评阅到答辩的整个过程中，许多老师提出了非常中肯的批评性建议，我很欣慰地看到，他吸收了绝大部分意见，并做了补充和完善。对于哲学研究及其学术共同体而言，伟斌是一位初学者，初学者既会有经验不足的青涩和思考不全的片面，但同样也会有不畏的进取精神和旺盛的好奇心，希望学界前辈和读者诸君能够给伟斌这样的有志青年更多的宽容和厚爱，更希望伟斌本人不离初衷，不腿本色，永远保持以求知、求真为乐的人生志向。李萍2012年4月于京城寒舍

暂无简介

用户未登录无权限查看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