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作者B.B.维什尼亚科娃-阿基莫娃（1904—1965）于本世纪二十年代初就读于海参崴东方学院东方学系。1925年6月她三年级时，到中国来实习，参加了苏联顾问团的工作。她先在张家口顾问团任见习翻译，1926年2月南下广州，3月起在鲍罗廷办公室编译资料，并任口头翻译。1926年底随第二批国民政府委员北上武汉，在汉口继任鲍罗廷办公室翻译，兼文书工作。在这里，她和苏联军事顾问 B.M.阿基莫夫（西林）结婚。大革命失败前夕，她随部分军事顾问离华回国。

本书原名为《革命中国两年记。1925—1927》，1965年莫斯科科学出版社出第一版，1980年再版。1971年美国斯蒂文-利温把此书译成英文，书名为《苏俄顾问游记——在革命中国的两年。1925—1927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1971年台湾中国研究中心出版社出版了节译本，书名为：《苏俄在华顾问回忆录》。

本书是作者对于1925—1927年在中国任职期间的回忆。作者在前言中说这本书原是她的丈夫阿基莫夫少校1956年离休后计划与她合写的回忆录。但由于他过早去世，只得由阿基莫娃独自完成。

六十年代，苏联出版了一批曾在中国工作过的苏联军事顾问的回忆录，目的是为了肯定共产国际和苏联对中国革命的积极作用。本书是其中之一。

从1923年下半年起，共产国际和苏联应孙中山之请，向中国派出了军事顾问和各种专家，他们克服了经费不足、装备不良、水土不服、语言不通等困难，援助了中国革命。对于这一点，中国人民是不会忘记的。正如中共中央1943年5月26日在《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中所指出的：共产国际以它一切可能帮助了东方被压迫民族的先进工人组成自己的政党，成为站在一切解放运动最前头的人民先锋队。“特别使中国人民不能忘记的，是它用了一切可能的力量，在1924年，当孙中山先生在世时，帮助了国共合作的形成，随后又帮助了北伐战争的胜利……”。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写的就是从国共合作形成后到北伐战争胜利，及至国共分裂的那个时期。

然而，也应指出，就是在这个时期，共产国际在指导中国革命方面，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在统一战线问题上表现右倾，对中国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力量估计不足，对国民党估计过高，把革命胜利的希望寄托在国民党身上。派来援助中国革命的军事顾问和武器装备，全部是向国民党军队提供的。蒋介石、汪精卫勾结帝国主义背叛革命之后，国民革命军中的苏联顾问也就站不住脚，人民群众奋勇斗争取得的革命成果大部付诸东流，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惨遭失败。大革命的失败，客观上是因为阶级力量对比太悬殊，人民群众尚未能积聚足够的力量，主观上则是由中国共产党内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所造成，而共产国际指导思想的右倾也是主观因素之一。

尽管如此，这本回忆录仍从一个侧面向我们提供了研究中国1925—1927年大革命的资料。省港罢工、郭松龄倒戈、三·二〇事件、收回汉浔租界等重大事件，冯玉祥的国民军、广州黄埔军校等在书中都有反映。有些事件和重要会议，作者是目击者，所以她能向读者提供生动的材料。1926年3月以后，作者在鲍罗廷身边工作，因此她能将经常出入鲍公馆的国民党领导人蒋介石、汪精卫、徐谦、谭延闿、陈友仁等作一番描述。而对中共领导人李大钊、张太雷、陈延年等，作者则怀着深厚的感情回忆了与之共同战斗的岁月。读者还可以看到宋庆龄为坚持孙中山的革命主张而努力奔走的情况。

胡志明同志在异国土地上为祖国解放事业而辛勤工作的某些侧面也展现在读者面前。

也许，以上种种情况乃是本书在苏联一版再版，在美国和台湾各有译本的原因。

二十年代中国的社会风貌，从人们的装束和习俗等琐事，烟台、北京、天津、上海、广州给人的印象，到广州、武汉政府时期的革命活动及重大政治举措，作者都作了较多的描写。如1926年广州庆祝十月革命九周年的盛况和关于放足运动的记述则把人们带到了近六十年前热烈的革命氛围之中。作者以感人的笔触传达了中国人民的革命精神。

总之，这本书为我们研究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国大革命的关系提供了一些可供参考的史料。

本书在个别事件的时间、引文方面有不够准确之处，文中只就比较重要者作了注释。本书的有些地方作了删节。

杨云若

一九八三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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