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少元寄来一部书稿，说是给我交的作业，想请我给它打打分，下个批语。我本人很少替人作序，但对少元所提出的要求却感到难以拒绝，因为他曾是我的博士研究生，我们曾经有约在先。

我认识崔少元是在1995年11月初，那是一个瑟瑟发冷的秋日，他来南京大学参加博士研究生入学考试。他给我的初步印象是憨厚、木讷，不善于表达自己，有一股西部人的厚重。后来他被录取了，先跟着刘海平教授，刘教授出国后又转到了我的名下做博士论文。

就少元的资质而言，坦诚地讲，不是太高。他进校后，我和导师组的其他成员一度还曾担心他底子薄，最终能否毕业。令人欣慰的是，他很勤奋，做学问很执著。三年后他的好学使他脱胎换骨，变成了一个新人。他在学业上长足的进步的的确确在我们意料之外，我长久的担心就转换成了一种甜甜的惊喜。少元的变化验证了中国的古语“勤能补拙”。

1999年3月，毕业前夕，我和其他院领导都希望他能留在南大教书。可他最后还是婉言谢绝了我们的要求，放弃了北京、上海等单位的邀请，毅然决然地回到了生他养他的那片土地上，他要用自己的所学去报效自己的母校——西安外国语学院。少元是个性情中人，深受华夏传统文化知恩必报的影响。对他的选择，我很理解，但也感到十分惋惜。他毕业走时，我和一帮老师在青岛上一家小酒馆为他送行。那时在座的人都很伤感，我发现他的双眼有点湿润。在饭桌上，我向他提出了两个要求，算是临别赠言吧。一是无论今后行政事务多么繁忙，永远都不要放弃课堂教学；二是无论教学任务多么沉重，永远都不要让手中的笔松懈。少元点了点头，许诺他一定会请我给他的第一本学术论文集作序。那天晚上他乘上火车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南京，回到西安外院教书。他的毕业离去使我不由地想起了徐志摩《再别康桥》中的诗句：“轻轻地我走了，如同我轻轻地来。挥一挥手，不带走半点云彩。”

毕业之后，我们时常通话、写信以互通信息，在学术会上偶尔也见见面。我知道他先做了一年教师，不久又考取了福布莱特高级访问学者，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英语系做了一年研究。回国不久，他担任了一定的行政工作。他很忙，庆幸的是，他始终都没有忘记我对他的嘱咐，笔耕不辍。这几年他的文章每每现于国内不同的杂志上，这本论文集就是他践约的最好佐证。

打开眼前的这本书稿，面对入选的20多篇文章，我禁不住为少元所取得的学术成就而感到高兴和自豪。单就从目录来看，从20世纪西方文艺理论总论到后现代主义、多元文化，再到女权主义、后殖民地主义和具体文本解读，他的选题所涉猎的范围很广。夜深人静，仔细阅读每一段文字，我不时为他的一些真知灼见而叹服。少元的文章未必每一篇都是玉，但他在后现代主义和性别方面的研究是颇有成效、有开拓性的。他对利奥塔德《后现代主义：关于知识的报告》的解读，他对女权主义的转向的探讨，在国内都有很大的影响。

关于少元的学术成就，我不想再赘述。在杂志上读过他文章的人和有幸阅读本书的人会认可他学术上的努力。学界常讲：文如其人。阅读他文章的人不会太少，但知晓其生活经历的人未必很多。希望这篇谈论他求学、工作和生活的文章，称不上真正序言的文字，能作为一个注释去帮人们更好地阅读和理解少元的文字及人品，这就是我书写这段文字的真正原因所在。

王守仁

2002年6月20日于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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