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培兆

最早从油印稿上读到张建平同志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商业信用》，就感到这是一篇相当出色的著作，鼓励拿去出版，并表示愿为作篇序，以向读者提供学术信用，证明开卷有益。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商品经济在理论上得到伸张，实践上得到发展，但还受到不少羁绊，需要作多方面的努力探索。

经济体制决定信用体制。信用属于商品货币的经济范畴。过去，我国按产品计划经济模式创立经济体制，与其要求相适应的在信用体制上建立了体现和有利于贯彻执行产品计划体制的大一统的银行信用体制，把一切信用集中于一家中国人民银行，实行高度集中统一的有计划的信用。对商业信用、个人信用和国家信用统统加以排斥，这在过去那种高度集中统一的产品计划经济模式下，是一个必然的政策和结果。可是长期以来，我国对商业信用采取“限制、禁止、取消”的政策，实践结果却是禁而不止、消而不除，商业信用始终存在，表现出它在客观存在商品货币经济条件下的顽强生命力。

张建平同志撰写的这本书，是她在原来硕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修改、充实而成的。全书以马克思的货币信用学说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为指导，从建国40年商业信用曲折实践历史的回顾与反思入手，以大量翔实的材料和详尽的分析说明限制、禁止和取消商业信用的不合理性。并对商业信用历遭厄运的根源作了深刻的剖析。指出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某些设想和个别论点，尤其是把“信用集中于国家银行”这一论点的误解和教条化，以及对苏联30年代信用改革模式的照抄照搬，是我国商业信用难得景气的理论根源。作者的回顾与反思给我们勾勒出的我国解放后商业信用的缩影，同样可以看出，凡是客观需要存在的经济行为，愈是主观主义地加以禁抑，愈是会使国民经济遭受创伤，导致社会主义事业的损失与困苦。

作者有说服力地论证了商业信用是商品再生产内生的信用形式，从本质上揭示了商业信用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存在的客观必然性和必要性。我们知道，以信用主体划分，信用形式可分为银行信用、商业信用、国家信用和个人信用四种。银行信用、国家信用、个人信用所运用的货币资金，都是从再生产总资金循环周转过程中独立出来的闲置货币资金。商业信用所运用的商品资金以商品赊销形式而言，是处于企业再生产中总资金循环周转过程中的一部分；以预付货款形式而言，是处于企业再生产资金循环周转过程中的货币资金阶段。但不论是赊销商品还是预付货款，都不是退出再生产资金循环过程的闲置资金。“因此，这里贷出的资本，决不是闲置的资本，而是在它所有者手中必须变更自己形式的资本，是对它的所有者来说只是存在于商品资本形式上的资本，也就是必须完成再转化，即至少必须先转化为货币的资本。”（《资本论》第3卷，第546页）可见，商业信用是与企业商品再生产过程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这是商业信用不同于其他信用的一个重要特点。商品经济是商业信用存在的基础。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中，由于商品生产经营者之.间商品与货币持有的不平衡性，商品生产和销售的季节性等等原因，企业为了购（供）、产、销的衔接和平衡，发生赊购、赊销、预付、预收等商业信用关系就不可避免。

商业信用在资本主义社会是信用制度的基础。银行信用就是在商业信用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作者运用马克思主义货币信用原理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计划商品经济理论，根据我国40年来对商业信用的管理政策实践，从金融体制改革的目标出发，首次提出并论证了商业信用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同样是信用的基础。社会主义信用无疑以银行信用为主体，但它源发于商业信用。商业信用产生了商业汇票，然后才有专业银行的票据贴现和以商业票据作抵押的抵押贷款，进而才有专业银行向其他银行的转贴现和向中央银行的再贴现，以及以商业票据作抵押的再抵押贷款，最后中央银行才能以变动或升降再贴现率和再抵押贷款利率，对金融市场进行调节。这样，中央银行才能更好地发挥客观调控职能。贴现市场是金融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贴现市场，也就不可能建立起完善的金融市场。而发达的贴现市场又要以发达的商业信用为基础。

人们最担心的是怕商业信用冲击计划经济，怕商业信用不利于企业加强经济核算和容易掩盖企业经营管理上的问题，怕商业票据承兑与贴现导致信用膨胀。这怕那怕，都是对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商业信用缺乏了解造成的。我佩服作者对这些担忧都作了令人信服的排解。

作者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商业信用的理解是比较深刻和全面的。就如何利用商业信用来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所提出的战略对策建议，也有参考价值。全书资料丰富，立论有理有据，颇多独到之创见。

小荷尖尖，不免幼嫩，但能绽出绚丽的花团。我期待作者有更多的新作，为我国的信用理论发展作出贡献。

1989年1月写于厦门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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