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3月30日，中国名牌战略推进委员会公告了新一批共48类“中国名牌”产品评选范围，中外合资企业乐凯不在其内！此事引起了媒体的极大关注，关于合资的话题再一次被引出，央视二台专门为此开辟栏目对中国合资企业的命运进行了再一次的探讨。

这里我们用“再一次”一词，是因为“合资”曾经是我们这个时代一度最响亮的词！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末，只要去查阅一下当时的各大经济类媒体，或是到网上用搜索引擎搜索一下“合资”这个关键词，关于“合资”的各类报道和分析文章多如牛毛，真可以用“海量”这个词来形容。

遥想当年合资之风如此隆盛，是因为双方都对未来的合资获利有着巨大的预期。从外国来说，中国无疑是一个待开垦的处女地，尽管风险巨大但获利的可能也很大。抢占滩头，瓜分市场，是外资企业梦寐以求之事。对于中国来说，合资增多了，就意味着国家或地区的环境变好了，改革开放的效果就体现出来了，因此，合资的速度和规模从某种意义上标志着国家改革开放前进的步伐；对于国内企业来说，只要沾上合资，企业无论是从资金上、技术上、管理上似乎都有一个大的飞跃，企业的发展前途就一下子有了极大的扩展空间；从消费者来说，只要有了合资这一概念，那就意味着产品的档次、质量和服务都一下子上了层次，买着放心，用着舒心。

然而越具期望过高，在后来的实践过程中获取的失望就越大。合资的过程自缤纷的激情中开始，在灰色坚硬的现实里展开，场景不同，主体各异，心态迥然有别，合资的样式也就多种多样。

总体来说，由于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和企业自身的特殊情况，这一过程非常清晰表现为从“合作”到“合资”再到“独资”三个环节两个阶段的过程。

从“合作”到“合资”的阶段，是国内对于外商进入政策有较大松动的阶段，也是外商开始大举进入的阶段，同时也是从开始充满期待的甜蜜阶段，步入到双方摩擦加大的痛苦阶段。这个阶段尽管有着诸多的困难，但大家都对未来充满美好的期待，意气风发下，诸多困难都被踩在了脚下。剪彩和鞭炮声从南向北，从东向西，蔓延到外资认为可以盈利的每个角落。

而从“合资”到“独资”这一阶段，则是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入，外资投资环境进一步好转，各种限制越来越少，市场经济逐步确立的阶段，因而也是众多的合资企业“离婚”、“分家”过“快乐单身”的阶段。在这个阶段，外资深刻地品尝到了不同文化，尤其是不同企业文化下管理的诸多困难；在这个阶段，中国企业一个又一个优秀的品牌或快或慢地淹没在外国强势品牌大海之中，国内原来知名的企业得到了钱或技术（且不说技术先进不先进），丢掉了自己的渠道和品牌，最终当分手既成事实时，忽然发现自己已经什么都没有了。

“结婚”总是充满着丰富想像的甜蜜，“离婚”则填满了失落失望的痛苦。从合资到独资的这一质的变化，演出了一幕幕中外企业合资的大败局。无论是外资或是国内企业，缤纷的梦想都被灰色的现实击打得粉碎，曾是合作演出的舞台也早已在雨打风吹下淹没在杂草丛中，留下的是对昔日繁荣的无尽回忆和经历者长一声短一声凭吊似的慨叹。

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乐凯与柯达合资谈了10年，乐凯始终不放弃“乐凯品牌”，乐凯彩卷也因此成为国人心目中“民族品牌”的一面大旗，而就在这一谈判终成正果、“乐凯品牌”得以保留之际，乐凯彩卷失去了中国名牌的光环。这一事件在业内外和消费者中引发了争议，就不足为怪了。

幸福的婚姻是相似的，不幸的婚姻各有各的不幸。回首那一串串的合资败局，我们发现，尽管导致合资失败的具体的、直接的原因是不同的，但根本的原因却是相似的。

可曾记得当时国内普遍把前来中国投资的企业称作“大鳄”？可否忘记入世前后“狼来了”的哭号声到处回荡？是否留意那些把原本是纯粹经济领域的问题上升到民族利益高度而争论得面红耳赤的激情议论？是否看到外国的媒体对于中国的描述多用“无序”、“陷阱”等字眼来描述？基于文化传统、意识形态差异较大，管理理念迥异和利益当头的期待心理，以致双方相互沟通不顺畅而导致的深深的不信任，使得当时几乎所有的合作和合资都遇到了诸多现在不会遇到的观念和沟通上的障碍，加大了合资成功的难度。从结局上，中国诸多合资企业，当外资开始自己的独资之路，自己丧失了品牌和渠道，只剩下钱和过时的技术，甚至连钱也没有了时，让多少人去反思那曾经热闹如今却悲凉得不堪回首的历史！

由于工作的关系，我们一直收集着企业合资这方面的信息，翻阅大大小小的合资成功，尤其是合资失败的资料，强烈地感受到我们跌跌撞撞走过从合作经由合资再到独资的过程的诸多迷惘和酸涩。成功的案例的成功故事仍然要演下去，而合资失败的案例则成了历史的“定格”，固化了那一段历史的诸多世相和心态。因此，就非常希望通过遴选合资失败的典型案例，回放那段历史，让后来者有所启迪，寄望未来走得更好。

要想更好地欣赏一幅油画，就要与这幅画保持合适的距离。同样，要想更清晰，更客观地去回看企业合资败局的方方面面，就得让时间冲刷去情绪化的东西，让曾有的激情消退，让理性之光更加明亮。所以，我们收集好资料之后，陈放案头达两年之久，不仅是为了作者更好地审视企业合资现象之后的本质，梳理杂乱之中的规律，而且也是为了读者朋友得以站在今天的历史台阶，回望前期创业者所付出的艰辛，感悟独特的中外企业的合资历史，总结出自己的结论。

在此要非常感谢安新文编辑，她认真细致地编辑稿子，耐心地核对所有疑惑之处，保证了本书的质量；更要感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陈彪先生，是他热诚关心和悉心指导，使该书得以顺利付梓。

书中引用了一些媒体记者的报道和业界朋友的一些思考，无法一一送达谢意，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作者

2004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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