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翻阅这部书稿，亚平同志当年在校刻苦学习、努力钻研的身影又浮现在眼前。1999年，他到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做访问学者，翌年，开始攻读历史学博士学位，即以中国近世法律与商人社会角色变迁作为研究题目。2003年5月，通过了博士学位论文答辩。他的论文得到专家们的一致好评，认为这是法律社会史研究的一项有意义的探索性成果，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是一篇优秀的博士学位论文。以后，作者对论文进行了全面修订，完成了《清代法律视野中的商人社会角色》这一部有价值的书稿，我感到非常的欣慰，同时也赞赏他在科学研究道路上不畏艰险、锲而不舍、敢于创新、勇于攀登的进取精神和兢兢业业、脚踏实地的治学态度。我希望作者在未来的学术研究中，不断取得成果。

作者的研究课题属于社会史的范畴，其着眼点在于从中国近世历史实际出发，再现传统法律视野中商人社会角色的变迁过程。从中国传统法律的变化入手来研究中国社会关系变迁问题，应该说是一个新的尝试，学术界至今似乎还很少有人涉及这一研究领域。

中国传统社会是以家族伦理为核心的，上下、尊卑、贵贱、长幼、内外，成为维持社会人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同时也是中国传统法律的圭臬。这种人际关系的模式直接导致了“官本位”的社会观念，从而对中国商人社会角色的变迁产生持久影响。作者以为，从明代以来，中国社会出现了商业化趋势，这一趋势为从立法上改变“重农抑商”的传统意识创造了条件，商人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开始发生了不同于以往社会的变化。随后，作者从清代国家财政制度及相关法律的角度考察了当时官商关系的特点，伴随国家财政对商人依赖程度的增加，商人参与和影响国家行政的机会也逐步增加。商人参与行政管理，成为政府的合作者，这与西方社会城市市民发展为封建政治的异己力量是相悖的。

作者还认为，鸦片战争后的中国商业化有了更加迅速的发展，旧的工商业群体因买办阶层及新型近代化企业的出现，其成分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中国商人社会角色的演变与旧制度有着更为广泛的联系，官商彼此间的依赖更为突出。到了清末，这种官商一体的格局终于形成，由于法制改革中，放松了对在职官员经商的限制，官员经商成为晚清社会的一个重要现象。同时，由于国家工商业政策的重大改变，商人参与国家社会事务的机会和权利也逐步有了法律和制度的保证。这种官商合流局面的形成虽然有助于近代化事业的发展，但也为官员凭借权势侵吞社会财富打开了方便之门，从而激化了社会矛盾，直接导致了清朝政权的垮台。

亚平同志的这部书稿角度新颖，内容充实，论述严谨，分析透彻，反映了他在法律社会史研究领域中具有相当深厚的功底，他所取得的成果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对中国近代商人阶层的研究，填补了社会史研究中的一些空白。我认为他的这部著作有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作者在掌握丰富史料的基础上，借鉴国内外社会史研究的先进成果，通过考察清代法律和商人的社会地位、清代官商关系等问题，集中探讨了中国近世法律制度的改变对商业化发展的作用，特别是社会生活和社会机构变迁与法律之间的联系和关系、法律和社会之间的双重影响等问题。不但内容丰富，而且观点颇多创见，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对中国近代商人阶层的研究。

其次，作者的研究成果对我国当今的改革开放和认识社会急剧变化的总体形势具有相当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我们的学术研究不应该是关在书斋中去闭门造车，也不应该是玄而又玄、不着边际的舞文弄墨，更不应该是照搬西方、拾人唾余还自以为是标新立异的妄自尊大。学术研究最终是要为生产发展、社会进步、国家富强、民族和睦服务的，而亚平同志的这项研究成果对于探索中国近代落后的原因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对于总结历史经验、深化改革以及推进我国当前的现代化建设也具有借鉴作用。

再次，在研究方法上，本部书稿也不囿于单一模式，而是充分运用了史学、法学、经济学、社会学相结合的方法，对16世纪以来中国法律与商人社会角色的变迁进行了整体研究。同时借鉴国外学者的整体历史观点与社会整体联系性的分析方法，把近代商人社会角色的变化，放到当时整个社会制度的宏观结构中加以考察，放到与过去紧密联系的历史线索中加以分析，力求不割断清代有关商业、商人之制度、政策的整体联系。在研究方法上的多样性无疑有利于拓展史学研究的途径，而每种途径又各有不同的视角、不同的方法、不同的范围，对历史内容认识的侧重点也各不相同，从而更有利于人们了解历史的真相，把握历史发展的脉络。

自然，中国社会关系变迁是一个大题目，不但时间跨度大，涉及学科多，且资料浩如烟海，难以穷极，以个人的绵薄之力是很难在短时间内取得显著成效和根本性突破的。只能依靠群体的力量，积沙成塔，集腋成裘，才有望获得较大成就。亚平同志的研究只是在漫长的学术道路上迈出了可贵的一步，今后还有许多问题需进一步深入探讨，在资料发掘方面也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希望他在取得已有成果的基础上继续努力，百尺竿头，再进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