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当时的院长胡乔木同志的倡议，我们从一九七八年八月起，开始编写《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多卷本）一书。乔木同志建议我们的书写成历史长编性的著作，并要我们以《苏联国内战争史》作参考。《苏联国内战争史》的中文版只见到第二卷，即写十月革命的那一卷。时间是一九一七年十月至十一月，只约两个月左右。内容包括了十月革命在彼得格勒的爆发和胜利，以及全俄各地对十月革命的响应和胜利。材料来源很多，既引用了大量的中央和地方档案，各种文件和记录，又引用了许多当事者的亲历记和有关人的回忆录，而把报刊记载只作为补充——并不以它为主要资料。这本书内容翔实，叙述生动，长达五十余万言。后来苏联有关十月革命的许多专题著作，通俗读物和文艺作品，都把它所记载的资料作为重要的依据。在中国，写成一部类似的多卷本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很有必要，很有用处。但是困难很大。首先是档案不全，其次是亲历记和回忆录不多，尤其是革命领导人，很少发表过系统的亲历记、回忆录之类的文章和著作。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长达三十年，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实在太多，要写得象《苏联国内战争史》那样详尽，不知道要多少卷帙！我们经过反复地讨论研究，准备把《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写成十四卷、六百万字左右的历史书。它是历史长编性的，所以材料要丰富，要准确。凡是材料不足，问题还不清楚的，宁可暂时不写。因此我们每卷所写的问题少而集中，但对每个问题都尽可能地写得详尽充实。我们的书虽带有长编性，但它是著作而非资料。为此，照录一些重要的原始材料是必要的，不如此就不带长编性了。但是，我们引用材料，甚至大量地照录原始材料，是为了通过材料把历史事件的原委说清楚。对于事件发生的原因、发展的过程以及其结局和影响等等，都是通过材料而不是通过作者的叙述把它们展示出来。当然，我们不只是单纯地排比史料，不要论述。只要合乎历史实际，把握了事物的内在联系，反映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这样的论述还是必要的。不过我们的论述，总是以材料为依据，用史实来说明，而且在全书中所占的比例很小。这样，我们的书，就既不同于一般的历史著作，也不同于一般的历史长编，所以称之为带长编性的著作。这样的体裁是否可取？我们的书是否达到了这种体裁的要求？请读者同志们评论吧。

要编写一部翔实的带历史长编性的著作——多卷本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绝非少数几个人所能完成。我们根据从前编书的经验，决定采取大协作的办法。编专题资料和写专题论文或著作，是写书最好的基础。我们拟订了一百五十多个专题，发动和组织全国各有关单位的同志们来认领专题、编辑资料，并希望他们能根据所编的资料进而写成论文和著作。一九七九年春在成都召开的全国近现代史规划会议上，这一百多个题目已被各地的同志们认领回去了。这样就推动了全国都来研究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例如，辽宁的同志们就认领了“九·一八”事变这个专题。现在，他们不但编成了资料，而且已经写成专著出版了。这对我们将来写书（写这个问题时）是很有帮助的。至于我们现在写书，也是靠协作，不过主要依靠北京的高等院校和军事院校来参加，而没有分散到全国去。因为写书和编专题资料不同，需要经常在一起研究讨论，过于分散就难以进行。现在参加我们写书的有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学院、清华大学、北京农业大学、北京医学院、内蒙古大学、西北师范学院、吉林大学等地方院校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政治学院、后勤学院等军事院校的一些同志，此外还有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个别同志，总共约有三十余人。开始写书的时候，我们把写十四卷书比作建筑一幢十四层的楼房，每一层内部的结构虽可有所不同，但十四层应是一个整体，要统一设计，统一施工，做到各层基本上一致，符合统一的规格。后来感到这部书部头太大，参加的单位和人太多，过于统一很难做到；而且各卷不能同时并进，势必旷日持久，不易完成，甚至有半途而废的危险。于是改变设想，把十四卷书比作十四座建筑物，统一在一个园林里，从全局来看是统一的，就各个建筑物来说却又是独立的。就好比大观园里的怡红院、潇湘馆、蘅芜院等一系列的庭院，每一处都独具匠心，而又互相联结，构成统一的整体——大观园，这样就更加美观和壮观。大观园是《红楼梦》作者头脑中的产物，并无完全相同的实物可寻。北海公园的五龙亭却是可供借鉴的实物。五个亭子大小有别，分开是独立的，而联在一起又大小适当，远近合宜，疏密相间，错落有致。要完成这样的建筑颇不容易，需要的是大建筑师。要写成与此相比拟的大部头历史著作就更为困难，需要的是大手笔。而我们既不是大建筑师，又不是大手笔，只不过借它来作比拟，悬它来作目标罢了。根据这一新的设想，我们把十四卷书分给了各单位，以一个院校为主承担一卷。现在十四卷书的责任都已落实到人，并先后开始工作。

我们对全书十四卷，有一个粗略的整体设计。准备每一卷都有一个书名，可以单独成书，单独印行，哪一卷先写完就先出版哪一卷。十四卷合在一起就成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一部完整的书。但是为了取得经验，为了各卷在思想、结构、体裁和文风等多方面尽可能做到统一、和谐、协调与合拍，凡是参加写书的人，都首先参加第一卷的编写工作。或写书，或编资料，哪怕只参加少量的工作也好。总要通过共同协作的实践，总结出切实可行的经验来，以指导以后各卷书的编写。参加第一卷编写工作的人较多，而写书又不需要这么多人；同时第一卷中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建立那一章，有不少问题还不清楚，需要大量搜集资料，因此我们先抽人编辑了一部《“一大”前后》的资料。《“一大”前后》出版后发现不少错误，我们立即采取措施纠正错误，并决定随即出版修订本。经过一年多的资料积累之后，一九八〇年，我们开始分头写第一卷。一九八一年，我们便分章分节地打印写就的初稿，送有关同志征求意见。是年秋，召开了一次较大的讨论会来讨论初稿。随后即吸收各方面的意见，对初稿进行整理和修改。到冬天，由主编集中精力，以修订稿为基础，再进行一次加工，便最后定稿。第一卷书写作的经过大致如此。第一卷共分三章：第一章是五四运动，执笔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的李义彬同志和内蒙古大学的官守熙同志。第二章是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执笔的是后勤学院的邵维正同志、军事学院的周子信同志、政治学院的胡庆云同志、北京师范学院的高军同志、西北师范学院的徐世华同志和清华大学的刘桂生同志；四川美术学院的乔毅民同志和北京外语学院的李流华同志也参加了部分工作。第三章是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次高潮，执笔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的刘明逵同志；李义彬、邵维正同志也参加了部分工作。杨云若、张注洪、李玉贞、周祖羲等同志，对书中的重要外国人名，分别注明了外文。对全书进行整理、修订和最后加工定稿的是李新和陈铁健同志（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邵维正、李义彬同志参加了部分整理和修订工作。

根据第一卷全书三章的内容，我们为它取了一个名字，叫做《伟大的开端》。为什么取这样一个名字呢？因为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必须具备两个主要的条件：第一、它必须是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并因此而成为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也就是它的同盟军。第二、它必须由无产阶级来领导。也只有在无产阶级的坚强领导下，它才能取得胜利，才有可能向社会主义的前途发展。五四运动是彻底地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此后的中国革命已毫无疑义地成了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在五四运动中，中国工人阶级显示了它的伟大的力量。一九二一年由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诞生了。随后，一九二二——一九二三年，中国工人运动掀起了第一次罢工高潮。正因为如此，我们把这段历史，从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以至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次高潮看做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把我们写的这一段历史的书叫做《伟大的开端》。这个开端的确是伟大无比的开端。因为在近代中国，无论是农民战争，无论是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都没有也不可能取得胜利；只有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才能排除一切障碍，克服一切困难，取得最后的胜利。这一历史的真理已由历史的实践证明了。继这一卷书之后，我们还要继续编写以下各卷。以下各卷所写的历史，也都是中国工人阶级通过它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领导统一战线、领导农民战争、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全国各族人民大众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进行斗争的历史。这些历史是无数先烈和革命人民的鲜血凝成的，它是那样的可歌可泣，那样的光辉灿烂，不用说我们这几枝拙劣的史笔，就是最伟大的作家以他如椽的彩笔，也很难写出与这段历史本身相比而毫不逊色的作品来。难道我们就此却步了吗？不！我们还是要按照乔木同志的建议，用历史长编性的著作，力争如实地把这段历史的基本事实记录下来。至此，我们深感乔木同志建议的正确。因为对我们说来，编写这段历史的长编已经够吃力了，至于著作，那是很难胜任的。为了不使大家泄气，姑名之为历史长编性的著作，如是而已。但是，我们还是希望这部美其名曰著作的历史长编，能够象《苏联国内战争史》那样，为各种专题著作、通俗读物和文艺作品提供有用的资料。如果能达到这样的目的，我们也就满意了。至于写出这段历史的伟大著作，请俟诸后之来者。

一九八二年元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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