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杰出的科学家徐光启在其集农业大成撰《农政全书》开宗明义第一篇就云：“古之圣人，畴不重农政哉？垂于诗书者，彰彰也。”又说：“〈管子〉曰：‘不知四时，乃失治国之基；不知五榖之故，国家乃路’。”

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从古至今都是中国的根本问题。农业丰则基础强，农业富则国家盛，农村稳则社会安。美国农村社会学家埃弗里特·M.罗吉斯和拉伯尔·J.伯德格在其著作《乡村社会变迁》中就十分肯定地说：“一个国家要发展，必须研究农民。”“在很多不发达国家中，农民至少占人口的四分之三……只有影响了广大的农民，发展规划才能够实现。一个国家要实现现代化，它的多数人口必须改变生活方式。”

中国是个农业大国，自20世纪初期以来，中国的乡村社会和中国农民的研究就一直是古今中外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们关注的重要主题之一，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到国民党南京政府建立后的县政改革推行“新县制”；尤其是著名的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与《生育制度》两部经典著作，从理论上对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的结构及特点进行了系统的归纳演绎，书中提出的差序格局、团体格局、横暴权力、同意权力等一系列新概念，无不对后学者乡村治理的研究具有前瞻性启迪作用。

农村的兴旺治乱是一个国家稳定与否的基石和标志。国家的乱始于农村，农村的治必将带来国家的兴旺与安定，这是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的普遍性规律。邓小平曾指出：“农村稳定了，发展了，百分之八十的人口生活有比较显著的改善了，中国就稳定了。”江泽民说得更鲜明：“没有农村的稳定和全面进步，就不可能有整个社会的稳定和全面进步；没有农民的小康，就不可能有全国人民的小康；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

“三农”问题是我国社会转型期的关键。农村向城市转型、农业向工商企业转型，农民向市民身份转型；要实现农村城镇化、农业工业化、农民市民化，就必须要在乡村进行一场彻底而又持久的现代化改革，而应以政治现代化改革为首要目标。政治现代化的改革的主要特点与标志就是政治参与的扩大，市民社会的逐步形成。美国学者塞缪尔·P.亨廷顿在其《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特别指出：“在现代化国家，政治参与扩大的一个主要转折点是农村民众开始介入国家政治。”并强调说：“在这些国家，实现政治稳定的关键，是能否动员农村民众，在承认现存政治体系而非反对它的条件下参与政治，其在较晚进行现代化的国家比大多数早期现代化国家具有更重要的政治意义。”

历史证明，任何国家的现代化都必然伴随着对农民的改造和变革。当“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的呼声响起，“三农”问题再次引起了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自2004—2010年，中央已连续七年以“一号文件”形式强调“三农”问题的重要性。与此同时，关于乡村建设与乡村治理推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治理的本质意义几乎与人类文明历史一样漫长。20世纪90年代以来，“治理与善治理论已成为西方学术界最有影响力的理论体系和分析框架之一，至今方兴未艾”。乡村治理是中国地方治理的基础，其成效和发展走向如何将直接关系到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和政治稳定。20世纪美国最负盛名的哲学家、伦理学家罗尔斯在《正义论》一书中提出的理论、制度、目的三大篇探讨平等的自由、公正机会、分配份额、差别原则由此引发了我们对乡村治理的思考。

本书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课题《政策介入与社会拒斥——乡村治理中的博弈分析》的最终成果。尝试用博弈论的方法，结合制度经济学中制度变迁理论，从乡村社会制度变迁入手，对乡村社会治理中国家政策介入与乡村本土历史文化力量的拒斥进行博弈分析。

全书用七章内容分别从乡村治理的理论依据、乡村社会变迁（即乡村社会及其治理模式的演变）、乡村治理政策介入（即国家政策介入乡村的内容和方式）、乡村社会拒斥（即国家政策在农村社会中遇到的对抗）、乡村治理博弈主体研究、乡村治理博弈原因、解决乡村治理中社会拒斥的对策和未来乡村社会治理模式的选择等方面进行了全面具体深入的分析和研究。

全书运用博弈论方法研究乡村治理的状况和发展模式，开拓了农村政治研究的新领域和新方法，对农村政治社会学和行政学研究具有一定创新价值。为政府治理与乡村治理的理论工作者和实践工作者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和借鉴。可供政府与学术界研究“三农”问题农村制度建设的重要参考。

本书组组长为陶学荣教授、副组长为陶叡副教授。课题组主要成员包括熊节春、赵小林、付含宇、罗文剑、常青、吴三萍、廖金萍、林琼、陈霞、王锋、李剑。本书经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组织专家评审、鉴定等级为良好，并得到了南昌大学社科基金资助出版。在此，谨向为本书殚精竭虑作出贡献的全体才学之士表示衷心的感谢。

陶学荣 陶叡

于洪城红谷滩五行斋室

2011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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