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办教育自20世纪80年代重新出现以来，发展迅速。尤其是民办高等教育的发展，更引起了中外的关注。但在发展过程中，问题不少，争论很多，其中既有实际问题，也有认识问题。必须通过理论研究来廓清、指导。而正确的政策法规，归根到底，也要以理论研究的成果为依据。因此，以民办高教为重点的民办教育理论研究，在促进民办教育的繁荣与可持续发展上，具有潜在的不可代替的重要意义。

民办教育20年来发展的历程，每走一步，都需要理论的支持。以民办高教为例，20年前，民办教育恢复发展之初，全凭举办者、办学者自发的热情与毅力，披荆斩棘，步履维艰，这时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民办教育的社会性质——姓“资”姓“社”的问题。这个问题于90年代初基本解决了，从而在短短的几年间，民办高校从300多所发展至800多所；接下来的问题是民办高教系统中的地位问题——是公办高教的辅助部分还是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严格控制”还是应当积极支持与促进。这个问题通过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理论研究和亚太地区各国私立院校的比较研究也基本解决了。从而在世纪之交，民办高校发展至1300多所，出现了许多校舍巍峨、规模宏大的万人民办高校。进入21世纪，民办高校要吸引更多的资金投入，开拓更多更好的生源。摆在面前的，还有一连串问题要从理论上、政策上研究解决。例如：

——关于民办高校的产权问题。公办与民办，都有产权问题，而民办的产权问题特别突出，亟待解决。因为民办高校的资金投入情况复杂，有私人或法人的投资或集资、学生学费收入、私人捐助、国有资产转让、政府补助或专项投资等。如何处理财产所有权、支配权、使用权以及增值收益权等等。只有产权明晰，民办高校才能获得更多的社会资金投入，更快地发展。

与此有关的问题是举办者的投资回报问题。教育事业是公益性事业，《教育法》规定举办者不得以营利为目的。但投资的合理回报不等于以营利为目的。必须从理论上、政策上分清两者的界限，并根据实际情况规范合理回报的份额。

——关于民办高校的质量保障问题。民办高校大量涌现之初，难免良莠不齐。如何规范设置条例，保障培养质量，是一个关系民办高校能否健康发展的关键性问题。质量保障，学校有责任，政府也有责任。要求过高，条件太苛，难以达到，不利于鼓励社会力量办学；放任自流，不加管理，必将影响民办高校的社会声誉，不利于民办教育的可持续发展。

——关于民办高校毕业生的就业问题。民办高校毕业生就业，有其有利方面，也存在不利方面。如何消除社会的某些成见，在人才市场上，公办民办，公平竞争，充分发挥其有利方面，逐渐改变其不利方面，也是一个理论与政策亟待研究的问题。

——关于国有民办的二级学院问题。目前对于二级学院的看法，分歧很大，似不忙于做简单结论。但对于认真办学为高等教育大众化做出贡献的应当鼓励与支持，由于不公平竞争而影响独立的民办高校生源的应当协调解决，利用国有品牌而名实不符或导致国有资产流失的应当有所控制。

在民办高等教育的发展中，需要研究的问题还很多，而且随着民办高等教育的进一步发展，必将有更多的问题解决需要理论的支持。同时，民办高教实践经验的积累、丰富，也有利于理论研究的泛化与深化，吸引更多的理论工作者参加这一领域的研究工作。

西安外事学院一向对民办教育研究十分重视，在全国民办高等学校中，率先成立民办教育研究所，出版《民办教育研究》期刊。在此基础上，又于世纪之交，建立更为开放的“七方教育研究所”，制定恢弘的研究计划，设立七方民办教育研究基金，鼓励、支持各方学者为民办教育发展“著书立说”。用黄藤院长自己的话说：“外事学院可以投资数亿元建校舍，为什么不能投资几百万元搞教育研究呢！”从某种意义上说，理论的建设比校舍的建设更为重要。

七方教育研究所成立以来，黄藤院长亲自担任所长。他不但自己带头搞研究，写出多篇有影响的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文章，而且广征研究课题，拟订研究计划，多方求贤，在北京、上海建立分支研究机构。除继续出版《民办教育研究》期刊外，有计划地编著出版《七方教育丛书》。第一批出版的就有《中国民办教育引论》、《中国民办教育发展报告》、《中国民办教育史》、《中国民办教育政策分析》、《国外私立教育》、《中国民办高等教育发展模式》、《国外私立教育评估认证研究》等七部专书。这套丛书的编著者都是对民办教育研究有素的中青年教育理论工作者。他们从历史发展与国际比较，对民办教育的现状、政策、模式、评价进行多方位的理论探讨。当前民办教育的理论文章与专书虽不少，而这样计划庞大、全面系统的完整的丛书，还是第一套。相信这套丛书的出版，对民办教育尤其是民办高等教育的决策者、举办者、办学者，都有广泛的学习与参考价值。

潘懋元

2002年10月14日于厦门大学

高教研究所民办教育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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