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个酷热的下午，我突然接到了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的通知，告诉我，该所一批著名的经济学家将在两天后讨论我刚刚出版的一本报告文学集。这让我大吃一惊。经济学家们怎么会对报告文学如此感兴趣呢？经济学研究与报告文学写作，在通常的观念中，无论如何是两个相距甚远的领域。经济学家为一部文学作品召开讨论会，这在文学界是绝无仅有的。“经济”之道，“文学”之道，如同孔雀东南飞。研究对象、思想方法、参照系统、语言构成，都不搭界。听说国外一些科学家和学者读文学作品，也大多是茶余饭后松弛神经消遣人生罢了，如果硬给那种茶余饭后的消闲塞进报告文学的“严峻”，实在不敢想象，那将是怎样的局面。我相信，任何一位作家都不会那么不人道。在文学家看来，那些理论学家多半是从概念到概念的怪物，多半是那形而上学的天空中靠声纳导航、东奔西突的蝙蝠。文学家从来都恐惧“理性”的病毒侵害想象的肌体。于是歌德说，理论是灰白色的，而生命之树常绿。可在理论家看来，那些文学家多半是胡思乱想的疯子，文学则是这些精力过剩的疯子的收容所。偶尔，两者互相匆匆一瞥，瞬即离去。这些经济学家告诉我，这些是天大的误会。这是一批制度经济学家。我被告知，制度经济学恰恰是...

暂无简介

用户未登录无权限查看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