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对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一个创造性发展，是毛泽东为我们党规定的基本的思想路线和工作路线，是毛泽东思想的根本点和精髓。毛泽东所倡导的这些思想原则，是以他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经过长期革命实践的智慧的结晶。

中国革命是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中进行的，这里是各种矛盾的焦点，在这里进行革命会遇到许多特殊的复杂问題。比如，要进行革命，首先要解决革命的对象、革命的动力问題，也就是首先要明确敌、我、友。而在中国，由于社会性质和西欧各国不同，革命的性质也相应地有所不同，在这里，革命的对象和动力，革命的敌、我、友，就有着和西欧各国根本不同的情况。再如，在中国，由于工业无产阶级的力量很薄弱，中国的大城市完全掌握在帝国主义、封建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及其政治代理人的手里，因此，通过中心城市暴动引起革命高涨这种典型的西欧革命的方式，在中国就不适用。中国的革命就不能不从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发，另辟蹊径。在中国，革命所面临的各种复杂问題中，农民问題和民族资产阶级问題尤其突出。对农民怎么看，对农民在革命中所处的地位能否正确认识，关系到革命的成败。由于中国的封建压迫十分严重，不但农民中的雇农、贫农有反封建的积极性，就是中农也有这种积极性。因此，应当把包括中农在内的农民中的绝大多数当作无产阶级最主要、最可靠的同盟军，无产阶级应当同他们建立牢固的革命联盟，而决不能把他们当作消极、落后的力量，而排斥于革命的大门之外。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題是一个尤其复杂的问題。一方面，民族资产阶级作为剥削阶级，同帝国主义、封建阶级、官僚资产阶级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同无产阶级有剥削和被剥削的矛盾；另一方面，民族资产阶级又受三座大山的压迫，同劳动人民有一定的共同利益。民族资产阶级的这种两重性决定了它对中国革命的态度同官僚资产阶级不同，它有参加革命的可能性，但同时又有严重的动摇性。无产阶级应当团结它参加革命，但又要对它的动摇性保持高度警惕，要防止它扰乱革命的阵脚，尤其要防止它夺取革命的领导权。以上这些问題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中没有现成的答案可寻，也没有现成的外国经验可资借鉴。这就是说，要想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就不能靠躺在马克思、列宁的著作上过日子，而是要靠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的指导下，自己去摸索中国的国情，去把握中国革命的逻辑，一句话，就是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践结合起来，或者用毛泽东同志的话来说，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矢射中国革命之的。我们的一系列富有独创性的经验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从哪本书上照抄照搬过来的，而是靠理论和实际的结合。没有这种结合，就没有我们的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就没有我们的正确的战略和战术，也就没有中国革命的胜利。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是解决中国革命问題的唯一正确的原则。但是这一原则一开始就遭到教条主义者的反对。教条主义者是思想懒汉，他们不去研究中国的国情，不去探索中国革命的规律，而是把马克思、列宁的著作当作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认为从这些著作中可以找到解决中国革命问題的现成答案。教条主义者几乎把中国的革命引上了绝路。在中国革命的进程中，经验主义者虽也给革命带来过损失，但教条主义所造成的危害时间最长，后果最严重。这不仅因为教条主义者曾先后占据过党的最高领导职位，掌握了党的最高领导权，而且他们得到了共产国际的支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在当时是一种国际思潮，盛行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为了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这一原则，毛泽东不得不花很大的精力来同教条主义进行斗争。他的不少关于调查研究的论述，正是同教条主义斗争的一个成果。

毛泽东关于调查研究的思想就是在上述背景下形成和发展的。毛泽东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是最早认识到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具有远见卓识的革命家，同时也是在我们党内大力倡导调查研究的杰出代表。无论在调查研究的实践方面，还是在调查研究的理论方面，毛泽东都是我们的楷模。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为了回答社会上的封建势力和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对农民运动的责难，到湖南省的湘潭、湘乡等五个县作了实地调查，写出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一光辉文献。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为了深入了解农村和农民生活的状况，多次进行调查研究，写下了《寻乌调查》、《兴国调查》、《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等报告。后来在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以及全国解放后的一段时期内、毛泽东仍然坚持这种调查研究的实践。如果说，毛泽东在调查研究的实践方面有很大的贡献的话，那么他在调查研究的理论方面的贡献就尤其突出。早在1930年，他写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在该文中他第一次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响亮口号。他指出：“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那末，它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55217051931年，毛泽东又进一步提出：“我们的口号是：一，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二，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5521706在延安整风前后，针对教条主义的错误，毛泽东进一步阐明了调查研究对于制定政策、指导工作的重要性。在《农村调查》的序言中，他说：“要了解情况，唯一的方法是向社会作调查，调查社会各阶级的生动情况。对于担负指导工作的人来说，有计划地抓住几个城市、几个乡村，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即阶级分析的方法，作几次周密的调查，乃是了解情况的最基本的方法。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具有对中国社会问題的最基础的知识。”5521707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毛泽东尖锐地批判了理论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指出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他号召全党同教条主义作斗争。为了克服教条主义，他向全党提出进行系统的、周密的调查研究的任务。他说：“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敌友我三方的经济、财政、政治、军事、文化、党务各方面的动态进行详细的调查和研究的工作，然后引出应有的和必要的结论。为此目的，就要引导同志们的眼光向着实际事物的调查和研究。就要使同志们懂得，共产党领导机关的基本任务，就在于了解情况和掌握政策两件大事。前一件事就是所谓认识世界，后一件事就是所谓改造世界。就要使同志们懂得，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夸夸其谈地乱说一顿和一二三四的现象罗列，都是无用的。”5521708他指出：“在全党推行调查研究的计划，是转变党的作风的基础一环。”5521709全国解放后，在一段时期内，毛泽东仍然经常提醒各级领导要谦虚谨慎，要重视调查研究。六十年代初，他曾经谈到，过去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调查研究比较认真，实事求是的传统坚持得比较好。入城以后，许多同志包括一些高级领导同志，调查研究工作不大做了，不到下面去了解情况，研究问題，不去接触群众和干部，或者接触他们的时候，老是训人，而不是跟他们商量，交换意见。这是很不好的，很危险的。他指出那几年出的问題，大体上都是因为胸中无数，情况不明，没有基础，没有底，凭感想和估计办事，主观地决定问題，从而政策、方法、措施都不对头，使工作吃亏很大，付出的代价很大。他提出：“各级党委，不许不作调查研究工作。绝对禁止党委少数人不作调查，不同群众商量，关在房子里，作出害死人的主观主义的所谓政策。”5521710但可惜的是，他自己在晚年恰恰也违背了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则，因而犯了主观主义的错误。这是毛泽东晚年的一个悲剧。毛泽东虽然未能把他倡导的调查研究这一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方法贯彻始终，但纵观他的一生，他对中国革命的胜利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他的调查研究的实践和理论在我们党的历史上谱写了光辉的篇章。

当今，我国人民正沿着党的十二大指引的方向，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努力奋斗。在新的历史时期，研究中国国情，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形成我们自己的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的独创性经验，并以这些经验丰富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摆在我们党、我国理论界面前的一项任务。在实现这一任务的过程中，追溯毛泽东同志的调查研究的实践，重温毛泽东同志的调查研究的理论，提高我们把握实事求是这一毛泽东思想精髓的自觉性，是十分必要的。《毛泽东调查研究活动简史》一书的出版，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将产生有益的效果。

邢贲思

一九八四年六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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