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98—1918年的埃及近代史是埃及历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期间，发生了法国入侵、穆罕默德·阿里改革、西方资本的渗透、苏伊士运河的开凿、英国的占领以及奥拉比、卡米勒和法里德领导的抗英斗争等重大事件。对于这段历史，埃及历史学家曾作了长期、细致的研究。一些经济学家也对这个时期的经济发展作了一定的探讨。然而，由于受传统思想的影响，他们的研究存在着明显的缺陷：或只注重历史（实际上是政治史）而忽视经济，或只注重经济而忽视历史，很少有人把二者结合起来，从社会经济的发展来阐明历史演变的内在因素，并总结其客观规律，得出应有的教训和启迪。西方出版的埃及近现代史的书籍也有类似的弊病。值得注意的是，从六十年代起，一批年轻的埃及历史学家崭露头角，他们企图在这方面做出努力，而且已经取得可喜的成绩。但是，总的说来，他们的研究仍处于探索和深入阶段，许多问题尚待研讨，都无定论。我国史学界对埃及近现代史的研究起步较晚，唯一的一本专著是纳忠教授撰写的《埃及近现代简史》（三联书店，1963年版），有关这方面内容的论文也屈指可数。

国内外史学界对埃及近代史的分期问题尚无定见。埃及史学家从未组织过专题讨论。我们只能从已读到的部分著作中，了解到埃及史学界在这个问题上所持的一些不同意见。关于埃及近代史的上限，有的划到1798年法国入侵的；有的确定在1805年穆罕默德·阿里开始执政的；有的提前至1517年奥斯曼帝国入侵的。下限，有的划到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有的延伸至1952年革命的。本书作者的意见是，埃及近代史开始于1798年，结束于1918年。国内多数学者也持同样看法。因为1798年的法国入侵不同于1517年的奥斯曼帝国入侵，它改变了埃及历史发展的自然进程，使埃及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穆罕默德·阿里改革失败后，埃及走上了半殖民地道路，不久又被英国占领，成为它的附属国和殖民地；西方资本的渗入和棉花的广泛种植，一方面破坏了埃及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另方面则促进了埃及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埃及民族资本在西方殖民势力和本国封建势力的夹缝中得到一定的发展；埃及的民族意识渐渐复苏，埃及人民展开了反对英法殖民主义者及其走狗，争取国家独立的民族斗争，从而揭开了历史新篇章，使埃及历史进入了近代范围。至于把1918年作为埃及近代史的终点，不仅是由于世界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的苏联十月革命后即进入现代阶段，更为重要的是1919年在埃及爆发了一次有各阶层人民参加的、声势浩大的革命，导致埃及1922年的独立。这次独立虽然是不彻底的、虚假的独立，但是它毕竟使埃及成为继利比里亚、埃塞俄比亚之后非洲第三个独立国家。

自1978年起，作者着手研究和撰写1798—1918年的埃及近代史。在写作过程中遇到不少困难，首先是国内前辈们留下的、可以借鉴的成果很少，其次是缺乏第一手原始史料。作者在纳忠老师和朱庭光同志的关怀和鼓励下，本着量体裁衣的原则，尽可能多地阅读国内能搜集到的资料（大多是阿拉伯文的），吸取埃及史学界的较新研究成果，并在此基础上，力图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这段历史进行一定的研究和力所能及的分析。在书中，作者试图对一些重大的、有争议的问题提出粗浅的看法。例如关于穆罕默德·阿里改革，作者除了用较多的史实说明其内容、进程和后果外，着重分析了改革的社会基础和性质，提出这次改革既不是代表农业资产阶级利益的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也不是代表新贵族地主和新兴的埃及商业资产阶级利益的封建性质的改革，而是代表以土耳其族和契尔克斯族埃及人为主的新地主阶级利益的封建性质的改革。又如对于1879—1882年奥拉比（又译阿拉比）领导的反殖反封斗争，埃及史学家通常把它称为“奥拉比起义”或“奥拉比革命”。作者在分析了十九世纪下半期埃及各阶层的状况、当时的社会思潮、奥拉比的思想演变和政治主张、以及祖国党的纲领以后，认为奥拉比领导的斗争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876—1879年2月），奥拉比作为土著军人的领袖极力反对赫底威在国内推行的民族压迫政策，以维护土著军人特别是土著军官的利益；第二阶段（1879年2月—1882年5月），奥拉比代表初兴的民族资产阶级利益发起了埃及历史上第一次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第三阶段（1882年5月—1882年9月），奥拉比作为全民族的领袖领导埃及人民进行英勇的抗英战争。此外，还对奥拉比的历史功过作了分析。限于理论和专业知识水平，这些看法纯属一孔之见，未必正确，书中的缺点和错误在所难免，作者热切期望得到大家的批评指正。

本书的第一章的第五、六节和第七节的大部分是由王少奎同志执笔的；第三章的第二节是由王彤同志执笔的；其他各章节是由本人撰写的。本书的初稿完成于1983年6月。此后，承蒙北京外国语学院纳忠老师和史希同同志、北京大学的郭应德老师、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的周泽煃同志、以及作者的同事——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的朱克柔、王彤、王少奎、彭坤元、丘立本同志的热情指导和帮助，阅读了全稿或部分章节，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修改工作得以完成；这些年来多亏北京图书馆的潘定宇同志提供大量书籍，研究工作方能进行，谨在此一并向他们表示深切的谢意！

杨灏城

1984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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