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传统工业化道路，付出了巨大的环境代价。在公民社会、理论界、政府等各方力量的长期互动下，直到20世纪末，环境库兹涅茨倒U形曲线才出现拐点，环境质量开始缓慢改善。

外国的环境公共治理理论、法律制度及治理模式是伴随环境问题的出现而出现、伴随环境问题的发展而发展的。自18世纪60年代英国开启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围绕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以及由此衍生的环境保护、环境质量、环境公平、环境权等各种环境问题，环境伦理学、环境哲学、环境法学、环境政治学、环境经济学、环境社会学、环境管理学等相继诞生;环境社会科学理论的发展与创新，又推动了环境公共治理制度创新和管理模式创新。环境公共治理理论、制度与模式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

环境公共治理的最终目的是保护环境、改善环境质量，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环境是人类生存和活动的场所，也是源源不断地向人类提供生产和消费所需自然资源的供应基地。环境质量(通常用环境污染程度衡量)——大气、水、土壤以及生物环境质量等，属于基本公共品，是人群生存、繁衍以及社会经济发展所不可或缺的共同性条件。从经济学角度看，环境质量受着环境负外部性与环境正外部性两个方面的影响，改善环境质量，或者采取各种约束机制消除或减轻环境负外部性效应，或者采取各种激励机制放大环境正外部性效应，抑或双管齐下。从负外部性入手，主要研究环境法律制度、环境税费政策、环境规制以及市场手段等矫正环境污染负外部性的机理及效应;从正外部性入手，主要研究政府及其他社会组织提供环境监管、环境监测、环境信息、环境教育、环境应急、环境救助以及环境基础设施等各种环境基本公共服务的机理、制度安排、模式及效应。基于这样的认识，在研究主题凝练上，我们是以“环境质量”为核心，以环境正负外部性矫正为切入点，从环境公共治理理论、法律制度与管理模式三个层面，对选择的样本国家的环境公共治理进行分析。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环境正负外部性的矫正离不开政府，甚至需要政府主导，但是，仅靠单一的政府机制及行政手段来解决错综复杂的环境问题是难以奏效的。从发达国家的实践经验看，环境治理和环境保护事业的最初推动力量是来自社会公众，通常是社会公众或社会自主治理组织对某种环境问题的持续关注，或者对环境公平的不懈追求，推动政府和污染企业的跟进;发达国家环境治理制度变迁的轨迹及趋势，也是朝着不断扩大环境民主和公众参与深度和广度的方向发展的，公众及民间团体的介入加速环境问题的解决，并唤起工商企业、各级政府、城乡居民户的环境自觉。发达国家环境公共治理的主体是多元化的，在结构上，是一个多层次、多元互动的网络化体系，政府与其他治理主体之间是一种平等的合作互动关系。发达国家在几百年的环境公共治理实践中逐步形成的相对稳定成熟的治理机制，具有治理主体多元化、治理手段多样化、治理程序民主化、治理信息透明化等特征，值得我们去认真研究、总结。

中国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加速进程之中，环境库兹涅茨倒U形曲线也正处在加速上升阶段。一方面，中国沿袭了发达国家传统工业化道路，加之工业化时间短、进程快，导致各种结构性环境风险叠加式爆发，由环境风险引起的经济社会风险不断积聚;另一方面，面对错综复杂的环境问题，中国环境公共治理的理念、法律制度以及治理模式等都难以适应环境治理实践的要求，治理主体和治理手段单一、法律制度不完善、体制机制创新滞后、公民参与程度低、治理信息不透明等诸多缺陷显露无遗。中国当下的环境问题，与发达国家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环境问题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研究外国环境治理理论、制度与模式，目的在于汲取它们的经验教训、开阔视野和思路，前车之鉴，鉴往知来，促进中国环境公共治理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管理模式创新以及体制机制转换，提高中国环境公共治理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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