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转基因技术给全球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但同时也引发了一场前所未有的争论，争论由最开始的转基因技术安全性问题逐渐蔓延到经济、社会和道德等领域，当前部分公众对转基因技术的认知并不全面、态度模糊，对农业转基因技术潜在的生态和健康风险感到迷茫和担忧。对这一系列问题的有效处理和控制主要依赖于一国的社会规制水平。目前，我国现有农业转基因技术社会规制手段不足，对利益主体认知行为和态度的反映不充分。认知的准确把握和控制是规制的前提，政府在制定决策时必须考虑各利益主体的认知行为和态度。因此，从利益相关者认知的角度出发，探究农业转基因技术应用社会规制框架体系十分必要。

本书以农业转基因技术应用社会规制中涉及的利益相关主体（消费者、生产者、生物企业、科研机构和政府）为研究对象，基于659份消费者问卷、302份农户问卷、58份企业问卷、38份科研机构问卷和20份政府问卷数据，旨在：（1）通过理论和实证研究识别主要利益主体对农业转基因技术应用的认知水平和行为态度及其驱动因素；（2）基于利益相关者行为理论，剖析农业转基因技术社会规制中各利益主体之间利益协调的行为过程；（3）从产业安全角度出发，明确各利益主体的认知行为对转基因技术应用社会规制的影响路径，解析影响社会规制的关键因素；（4）结合转基因技术应用社会规制的绩效评估，完善转基因技术全产业链的社会规制体系。

本书的主要研究结论是：

（1）农业转基因技术应用社会规制的供求矛盾突出，转基因技术风险的复杂性、公众认知的需求和转基因产品的市场失灵使转基因技术应用社会规制制定迫在眉睫。

（2）不同利益相关主体对转基因技术及产品的认知不全面，行为态度存在差异：城市消费者的认知水平普遍高于农村消费者，大多数企业都认为，生产转基因产品能给企业带来较大利润，科研机构工作者比较了解转基因技术的管理体系和法规体系，政府工作人员不熟悉当前我国转基因技术规制的法规。

（3）根据认知行为及态度，可以将利益相关主体分为三类：①消费者群体，他们对转基因技术及食品有所顾虑，持消极态度；②科研机构和生物企业，他们对转基因技术的潜在收益认知和接受度较高，对当前转基因技术的发展持积极态度；③政府工作人员，他们对转基因技术的认知水平较高，但是，对转基因产品的态度并不明显，持观望态度。

（4）规制者、被规制者和规制受益者等主体之间的利益协调是农业转基因技术应用社会规制的关键。在政府、生产者和消费者三方动态博弈中，消费者起到了较好的监督作用。随着消费者关注的增加，规制者的监管力度增强，生产者的“寻租”行为有效减少。

（5）有效的规制手段和良好的规制效果能够改善公众对转基因技术及应用的认知程度，公众认知反过来也会影响农业转基因技术应用的社会规制。转基因技术认知行为对社会规制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消费者的认知水平对社会规制的标准化路径系数为0.368。

（6）政府在制定农业转基因技术应用的规制政策时，应结合各主体对转基因技术的认知行为和态度，必须把各利益主体的认知和行为纳入考虑中。

（7）影响农业转基因技术应用社会规制的关键因素依次为公众的收入、企业销售利润、科研机构的科研能力、公众信息获取渠道和政府部门技术成果商品化程度等。

（8）农业转基因技术应用的规制政策措施严重缺失。我国转基因水稻的社会规制绩效水平较低，绩效评估综合得分为18.7。

（9）完善农业转基因技术应用的社会规制框架体系可以从社会规制立法、社会规制原则和社会规制内容等方面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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