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柳教授的专著《政府绩效问责的制度逻辑》即将出版，这本书是她多年从事绩效问责研究的成果，凝聚着她的智慧与辛劳，我不仅为之感到欣慰，也感到一种成就感。王柳是我的硕士研究生与博士研究生，从2004年开始攻读硕士学位，学位论文就是绩效管理研究，期间她参与了我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责任政府与行政问责制研究”，开始涉及问责制研究。后来继续在职攻读博士学位，研究问题从绩效管理发展到绩效问责。因此，王柳完成这部专著的学术积累前后应有十多年，可谓十年磨一剑。

王柳教授是我的学术团队的重要成员。近十年来，我们团队除了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责任政府与行政问责制研究”，还完成了两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研究的议题可抽象为“权力法治”，主要研究两个重大理论问题，一是如何让公共权力成为保障公民权益的公器，二是如何防止公共权力被滥用而侵犯公民的权益。王柳研究的绩效问责正是我们团队构建的权力法治理论体系中的重要组织部分。

问责制的推行是当代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现象，然而，表现为事故（事件）追责的官员问责越来越呈现出固有的局限，产生制度虚置的困境，官员问责的现象越来越多，但并没有显著提升政府的绩效。在这样的背景下，本书提出要对政府绩效进行问责，让政府及其部门就不良绩效问题承担相应的责任。研究基于“信息披露—审议讨论—结果承担”的问责分析框架，以问责效用的三个维度（权力控制、民主价值和绩效持续改进）为分析视角，研究绩效评估服务公共行政责任的过程及动因，分析两者互动的逻辑，并从理论上提炼绩效问责的制度类型及其结构功能。

王柳教授的研究发现，问责承载着实现权力控制、民主价值和绩效持续提升的期待，三者之间相互交织，任何一个问责制度都位于这三个向度所构筑的问责制“立方”的立体坐标轴之上，都不同程度地发挥这些功能，只是在各个向度上有不同的赋值。绩效问责就是位于这个问责制“立方”之中的一种问责方式，在不同的公共行政发展时期，经历了科学管理范式下的合规性控制向分权治理背景下结果问责的演变，并因治理环境的快速变迁和治理结构的多元开放，呈现出向参与导向绩效问责的发展趋势。在这个过程中，绩效评估发展出目标导向和参与导向的两种路径，而相应的绩效问责也不同程度地服务等级控制、绩效改进和民主回应。因此，绩效问责是一个包含着不同问责体系的制度群，治理环境、公共行政责任属性与绩效评估方法之间的互动决定了制度的特性和功能，而国家和社会关系的变化所导致的权威的转移则是绩效问责制度演进的本质动因。

基于近距离观察与案例研究是我们学术团队重要的研究方法，王柳教授在绩效问责研究过程中对杭州综合考评进行了深入地观察与分析。杭州综合考评是中国地方政府绩效评估实践的典范，它经历了由传统的目标责任制考核向多元的现代评估方法、由单一封闭的政府组织内部考核模式向开放的现代绩效管理体系转变的发展过程。我有幸从2000年开始参与杭州综合考评的相关制度建设，也深度观察了绩效评估在地方的生动实践。研究表明，杭州多年的绩效管理探索萌发着绩效问责的实践，近年来，传统惩戒性质的结果控制式问责逐渐隐退，表现为绩效整改的积极问责开始出现。

王柳教授对绩效问责的研究在一定意义上开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与我的另一位博士生谷志军（深圳大学副教授）开展的决策问责研究形成了分工互补的理论创新，扩展并深化细化了问责制研究的研究视野，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浙江大学中国地方政府创新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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