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头三十年间，浪漫主义文学曾盛极一时，并且占据欧洲文学的主导地位。

与此同时，在英国，以简·奥斯汀的《理智和感伤》（1811年）、《傲慢与偏见》（1813年）和《爱玛》（1815年）的问世为标志，现实主义小说有了新的发展；在俄国，诗人普希金自1823年5月开始了《叶甫盖尼·奥涅金》的创作，标志着这位浪漫主义诗人向现实主义的转化；在法国，司汤达发表文学论著《拉辛与莎士比亚》（1823—1825年），提出了现实主义文学主张。而他1830年发表的长篇小说《红与黑》则是现实主义文学运动的真正开端。

紧随其后，巴尔扎克相继发表《欧也妮·葛朗台》（1833年）、《高老头》（1834年）。

这样，现实主义文学运动由司汤达开其先河，经巴尔扎克大力推动，便逐渐形成为一种思潮。

十九世纪中叶和下半叶，现实主义思潮仍是长盛不衰。现实主义纵贯十九世纪。现实主义是十九世纪文学主潮。

勿庸讳言，现实主义大潮汇集的流派多种多样，作家灿若繁星，具有世界意义的作品层出不尽。“现实主义”这一术语，只是上述诸多文学现象的一个“速记符号”，因而它极富有弹性。

多年以来，我们只重视现实主义文学的“批判”特质，因而一直在沿用“批判现实主义”概念。“批判”成了十九世纪文学主潮的单一特质。于是，现实主义文学思潮也便成了僵死的了。

十九世纪，作为一个世纪，自有它的进程，况且，它还是个“大世纪”，给人类现代文明和文化的世纪；现实主义，作为一个文学思潮，自有它的多样性。就创作方法而言，现实主义作家都讲究“真实”，可是他们又各有各的“真实”；就人物来说，他们都塑造典型，可对“典型”又各有各的理解。显而易见，托尔斯泰笔下的生活图画，同巴尔扎克的色彩迥异，人物也面目皆非。这正是十九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的多彩与开阔。它不是“批判现实主义”这一概念所能界定的。若硬用一个模式去约束，则实属削足适履。“而我们之所以肯定那种并不存在的共同的形式，只是由于我们未能把握住绝对的运动的微妙性。”（尼采语）因而，若想把握“现实主义”，就只能通过对其涵盖的文学现象加以研究。

暂无简介

用户未登录无权限查看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