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1948年夏毕业于南京国立东方语专韩语科，旋即赴韩，留学于Seoul大学文理学院史学科，专修韩国史。不幸于1950年临近毕业时，6·25战争爆发，仅三日，汉城解放，我也被解放。不久，美军在仁川登陆，我们奉命北撤。在战争条件下，军运紧张，我们只能在夜间，而且经常是在空袭的情况下集体步行。经过九死一生的磨难，终于平安渡过鸭绿江，回到祖国。

1949年，东方语专奉周恩来总理指示，并入北大东语系。有此机遇，自1951年8月起迄今，我一直先后在北大的东语系及韩国学研究中心从事教学、科研工作。

由于我是从敌对国家返国的，在当时国内外的政治大小气候条件下，理所当然在政治上得不到信任，被怀疑。我回国不久，碰到的第一个政治运动是三反运动。尽管我认真进行思想检查，但始终得不到肯定。群众给我一致的回答是“我们对你不了解”。潜台词即不信任。

1955年，由胡风事件引起镇压反革命运动。在运动中，我受到严厉审查，并因此被取消上讲坛面对学生进行教学的资格，被分配在二线从事词典编纂等工作。文化大革命前，我才被有限度地允许再上讲坛进行教学。

文化大革命中，我再次受到严厉审查，经受多次批斗，被下放到血吸虫疫区，从事大田作业的各种繁重劳动。直到文化大革命后期，烧锅炉、清扫厕所等劳动，一直没有间断过。

在上述情况下，我自然不存在发表论著的可能性。感谢小平同志，感谢党，清除四人帮，拨乱反正，使我这个坎坷大半生的人也获得了新生。国内外政治大小气候继续好转，中韩建交并迅速发展了两国间各方面的友好交往。北京大学韩国学研究中心成立起来了，杭州大学、复旦大学、山东大学、辽宁大学的韩国中心也相继成立起来了。本书中的各篇论文以及《汉文化论纲·中朝文化交流》都是这一时期陆续写出来的。像我这样一名老知识分子，今天能有机会发表我治韩国史的论著，当是我最大的幸福。

饮水思源，把我领上治韩国史的学术道路的，是我的恩师、高丽大学前校长金俊烨先生。

鉴于日本军国主义即将战败，韩国即将独立，当时的国民政府教育部决定在东方语专增设韩语科，以培养这方面的外事人材。但国内找不到适当的师资，经向韩国临时政府求助，得到热忱响应，派来了金俊烨先生。

金先生原在日本庆应大学留学，专攻中国史。二战后期，日本兵源严重不足，先生是被日军强征入伍的第一批韩国学生。从被强征入伍的第一天起，先生就决心冒死逃出日本军营，投奔韩国临时政府的独立军，与中国军民并肩抗日。先生逃离日本军营成功，经中国游击队协助，如愿参加了韩国独立军。到语专执教前，先生曾先后在李范奭将军、李青天总司令身边工作。先生在语专执教的同时，还在中央大学研究生院继续研修中国史。

先生早年就对中韩文化交流有设想，有实际的努力。先生教出了二战后中国第一批韩语大专毕业生，选出其中成绩最优秀的前三名，亲自把他们带到韩国，送入Seoul大学史学科留学，而且还确定了第二、三批赴韩留学的名单。我就是第一批赴韩三名留学生之一。韩语科第一、二届学生，各有三十多人，他们都是先生为中韩文化交流辛勤播下的种子。但与韩国学研究有关的学人，最终有幸得以坚持下来的只有我一人。

在北大朝语专业，最初的一名中国教师是我。我陆续教过的学生中，以后有不少成为教育、文化、外事部门的中坚力量。而且经过他们又培养出第三、四代的后继人材。因此，金先生后来在访华中的许多场合都被尊称为祖师爷。

1949～1985年，先生一直在高丽大学执教，任助教授、副教授、教授，参与创办高大的亚洲问题研究所，任副所长、所长，1982年被推选为高大的校长。韩国的中国学会是先生参与创建的，并曾任会长多年。中国学会当前已是拥有数百会员的庞大学会，其中不少会员都是经先生之手，培养起来的知名学者。北大、杭大、复旦、山大、辽大的韩国研究中心，也都是在先生的关心与支持下建立起来的。环顾今天中韩两国文化交流欣欣向荣的景象，我们不能不想到、感谢二战后中韩文化交流的主要奠基人金俊烨先生。为此，笔者谨将本书及《汉文化论纲·中朝文化交流》作为献给先生的两束小花。

笔者

1995年6月于北大燕南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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