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书是拙著三卷本《中国经济思想史》（上海人民出版社版）的姊妹篇，故所研究的历史时期的上限起自第一次鸦片战争，与三卷本衔接起来。正由于如此，不少鸦片战争时期的思想家如林则徐、龚自珍、魏源、王茂荫及其他人的经济思想，因三卷本下册已有较详细的论述，本书就只用了一章的篇幅作些概略的分析。历史时期的研究下限断至一九四九年。这样，按社会经济形态的变革，同以后的社会主义时期区别开来。由于目前许多关于思想史方面的著作，其研究的历史下限多断至五四运动，所以如果本书尚有什么特点的话，这便是它较为特出之处。

我从事本书的编写有一个思想演变过程。在五十年代开始编写三卷本时，并未打算整理鸦片战争以后部分。但在资料搜集过程中给我造成一种印象，即在这一时期，典型的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已无新的发展，而新引进的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也不够成熟，很难总结出具有理论意义的新经济观点。稍后，又得知高教部已组织力量编写我国的近代经济思想史，更无必要多此一举。三卷本下册的编写工作曾得到高教部文科教材编写处的关注与支持。一九六五年高教部了解到下册即将脱稿，曾通知我按自己的体系继续写到“五四”运动。这种在部定教材之外又鼓励个人著述，以贯彻百家争鸣方针的精神，使我非常感动，于是就把任务接受下来。次年十年动乱开始，近代部分的编写工作陷于停顿。七十年代之初，我的“牛棚”生涯已基本结束，在百无聊赖之余，拟重理旧业。那时以儒法斗争为研究历史线索之声，甚嚣尘上，我的这种不以儒法斗争为线索的著述，只能私下进行，以完此未竟之志。又因那时图书馆工作已陷于瘫痪，无从查对引文出处，不得不采用笔记方式，于一九七二年写成《中国近代经济思想——1850到1919》一稿，计十几万言。此稿已分别刊载于一九八〇年的《财经研究》和《经济学集刊》。惟在此稿发表之前，我的思想又发生一些变化，设想何不趁此尚有精力之际，将历史下限延展到解放前夕，使旧中国经济思想之研究能依据社会形态的变革作一个完整的总结。于是才开始了本书的编写。

这里，有两点要说明。第一，关于“五四”运动以前部分，第一章基本上是拙著三卷本第十六、十七两章的缩写，其余各章是一九七二年稿本的调整、充实和深化，虽在观点上有不少发展，但其中不少段落是照抄旧作。然而细心的读者可以从这些已改变和未改变的论述中发现著者思想观点的演变。第二，“五四”运动以后部分的编写体系与以前各章大不相同，重点是放在经济科学及其分支学科发展的全貌上，因此，除一部分关于经济思想的直接分析外，较多的是论述关于经济专著的发展演变。当然，经济专著的发展演变必然要体现经济思想的演变，只是不如以个别经济学家为主进行分析较为显明而已。此种体系在国外有名的经济学说史的章节中也不乏先例。但这里并不是模仿外国，主要是由于这一时期的许多经济学家基本上还处在引进国外各种经济学说的阶段，甚少独立创见。如果我们仍照“五四”运动以前那样，以个别经济学家为体系来编写，那将是对国外经济学教科书内容的复述，人人千篇一律，缺乏新的内容，即使个别经济学家在极个别问题上偶尔有点新见解，也不足以用专章来论述。列宁曾经说过，判断人们的历史功绩，“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6180027。在经济学说史的总结上也须如此。“五四”运动以后的我国经济科学已迈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不能再象上世纪后期那样将由国外引进的某些一知半解的西方经济常识也作为新生事物看待。此时期的经济学家们对国外经济学说较系统的传播作用是可以肯定的，但从经济科学的历史发展角度考察，又当别论。这里采取另一种编写体系，将本时期的经济学术之发展作较全面的概括分析，似乎更有其参考意义。

最后，须向中山大学汤照连同志和南开大学陈文华同志表示感谢，因为他们对“五四”运动以后部分资料的搜集曾付出过辛勤劳动。另外，上海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对资料的查阅给予很大方便，在此谨表谢意。

胡寄窗

1982年7月10日

暂无简介

用户未登录无权限查看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