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1368—1644年），是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开始进入末期的重要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里，社会经济结构正产生深刻的变化，在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基础上，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尽管这种新的经济因素本身还十分幼弱，其地区分布与行业分布也很不平衡，发展速度亦极其缓慢，但它毕竟显示着古老的中国封建社会，正沿着社会形态新旧交替的固有轨迹在缓慢地运转。然而在这同一时期，政治与经济却呈现出强烈的反差，其中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封建皇权的高度强化，长期持续的地方集权于中央，中央集权于皇帝，到了明代，可以说是达到了它的历史最高点。围绕着强化皇权这一政治轴心，明代无论是中央政治体制还是地方政治体制；无论是官制还是吏制；无论是国家监控体制还是各级官员的管理体制，都出现了不少新的重大的变革。其中特别是沿袭了一千多年的丞相制度的被废除和内阁制度、总督巡抚制度的相继创设；“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的任官体制的奠立；以及与此相应配套的庶吉士制度、观政进士制度、国子监生历事制度的形成等等，都无不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并对其后清代政制的发展产生着巨大的、直接的影响，从而在中国政制发展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这是我们着意于明代政治制度研究的重要原因。

政治制度，实际上就是一部国家机器的基本架构，它包括了国家各级机构的组织形式、性质与职能的划分，职、权、责、利的确定与运用，以及相应的保证系统、监控系统、管理系统等等，其作用全在于保证国家机器得以持续地、正常地运转。千百年来，历代政治制度的承袭、演变、发展、创新，虽然并不排除有因人而异的因素，但最主要的还是因时而异。时势变了，政治制度就必然会出现一番与当时时势相适应的因革与创新，这一点，古今中外概莫能外。然而不管是由于人的因素还是时势使然，政治制度的因革，大都在权力分配上着眼于制衡与均衡两个方面。从制衡方面看，不仅君臣之间存在着制衡关系，内廷与外廷、中央与地方、中央各部院府之间，也都同样存在着种种制衡关系，而监控体系、管理体系等等，也都是为了实施相应的制衡而建立的。在政治机制中，如果缺乏必要的和完善的制衡，就必然要导致政治失控，就难以保证国家机器的正常持续运转。这种情况，在我国历史上可说是屡见不鲜，诸如君弱臣强、地方割据、昏君专制、权臣擅政、宦官专权等等，究其实都是缺乏或失去必要的制衡的结果。因而在政治机制中确立相应的和比较稳定的制衡关系，不仅在实行人治的国度是非常必要的，即使是在实行法治的国度里也仍然是必要的，只不过是前者着眼于人，而后者则着眼于法罢了。至于说到均衡，其含义就是制衡的合理化，主要是避免或纠正那种片面的、过分的制衡，使之保持在一个合理的范畴之内。因为制衡不当，同样也会走向反面而导致失衡和失控，同样不能确保国家机器的正常持续运转。因此，在进行政制改革时，最佳的方案当然是在考虑制衡的同时就考虑到均衡，使整个政治机制在变革过程中能始终保持平稳。不过，要使制衡与均衡同步到位，这在古代由于受到科学预见的局限，其难度自然是相当大的，因而在实施制衡的过程中一旦发现失当，便立即予以弥补，使之达到新的均衡，以收取更大的功效，这仍不失为治国之良策。

考明代各项政治制度的重大变革，固然有因人（特别是明太祖朱元璋）而异的因素，但主要原因还是在于因时而异。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明代，已经历了一千多年的历程，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已步入了高度发展和完全成熟的历史时期，进一步强化皇权已成为当时历史的必然趋势，明代情况如此，清代的情况亦如此，这就绝不是偶然的，也不是以朱元璋或者是别的什么人的个人因素可以解释得了的。因而明代的政治制度变革围绕着强化皇权进行，正是当时的必然趋势的具体体现。在因革的过程中，无论是废除丞相制度，创建内阁制度；还是废除元代行中书省制，建立布政等三司制，以及其后创建的总督巡抚制度，都包含有极其丰富的制衡与均衡的辩证关系。明王朝之所以能够维持长达二百七十六年的统治，实有赖于此。因此，本着“以古为鉴”的精神，对有明一代政治制度的利弊得失进行认真的研究，从中总结可供借鉴的经验教训，这对于今天来说也应是大有益处的。

本书共九章，大致分作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第一章至第五章，主要探讨明代中央政治体制和地方政治体制的重大变革。第二部分是第六章至第九章，主要探讨明代对各级、各类官员进行培养与管理的辅助性体制。由于全书是按不同专题撰成，故取名为《明代政治制度研究》。

著者

1993年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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