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余年来，我国农村改革中出现了一系列令人关注的大事。其中有两件，一件是乡镇企业，另一件是农民流动，一直引发着我浓厚的兴趣。不过，将这样两件大事一起放到一个小范围的村庄中去观察和研究，却是缘于几年前的一次实地调查的经历和体会。

1992年秋天，我与几位同仁结伴南下，在珠江三角洲一带的农村做调查，最后落脚在深圳沿海东岸的一个村庄里。当时，这个村子和村里人在近十几年来发生的巨大变化，令我十分吃惊，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我并不熟悉中国南部村庄过去的贫穷和落后，只是以往的知识告诉我，中国村庄在产业和职业构成上，在政治文化和传统心态上有着相当的同质性。于是，我调动起脑海中自己作为“知青”时的有关村庄的全部记忆，也调动起近年在内地一些地区对村庄的一般了解和印象，但是都难以与眼前这个村庄的现实联系起来，因为它已经完全改观了。后来，我曾特意去看了残留在村子最东头的老“村防”——福镇围和仍然守着旧宅尚未离开的老人，想寻找对过去的“感觉”，那种因比较而产生的反差无疑是强烈的，令人震惊的。在这个仍被称作村庄的社区里，农民已经变得越来越不像在土地上谋生的传统农民，大多数已经有了新的头衔，董事长、经理、厂长、文员、车间主任、拉长……，在当时已经成了村民的主要称谓，人们习惯上把这些变化称作“非农化”。村子也已经变得越来越不像有田园、鸡叫、蛙鸣和“茅舍”的传统村社，到处是规划整齐的标准厂房和新型居住区，老街已经延展成一条狭长的商业街，人来车往，还设有酒店、宾馆、剧院、银行、超市和公园等，这些设施在城市里司空见惯，而在村子里尚格外显眼。人们习惯上把这种变化称作“乡镇企业”聚集地的“拟城化”。引起我兴趣的是，上述两种变化成功地发生在一个村庄里，人们曾称这种现象是“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

追寻这些变化，可以知道，主要是随着80年代初期当地农村引进来自香港的加工业而逐渐加剧的。不过，当时初步调查的体验告诉我，农民在村域里办工业，不出村地改变职业，决不仅仅是外来的工业因素导入，以及内在的变革冲动和力量回应的结果，它们的背后，还有着深厚的乡土社会基础。

以后，在村里走得多了，住得久了，这种体验就愈加明显。因为，在喧闹的工业表层下面，时时可以感觉到保持完好的乡土生活的基本秩序和宁静；在具有现代特征的工业体制中，随处可以触摸到伸展着的村落组织脉络；在取代了农业的工业文明中，顽强表现出村社区文化和家族文化的韵味……显然，传统的力量与新的动力在这个单姓家族的村庄中具有着同等的重要性。于是，外来力量与村庄内在的经济和社会结构是怎样相互作用而共同推进了村庄的社会变迁，就成为我要深入探讨的主题。

再以后，我数次进入这个村庄，在那里较长时间地观察这些变化，跟踪和记录可以观察到的事实。幸运的是，我的打算和举动得到了村里人特别是村支书兼董事长和他的助手们的支持和帮助，使我得以将陆续调查到的资料反复地加以核实，并且在1996年对1993年调查的情况做了一次追踪研究。现在，正是根据这几次收集到的资料，来着手这部书的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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