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19世纪末以来的中国文学，学术界曾以不同的概念去涵盖，例如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20世纪中国文学等，这些概念都曾在特定的时期发挥过作用，尤其是“20世纪中国文学”这个概念更是意义深远。然而，要想真正理解古典文学终结以后的广义的现代文学，非得确立“现代汉语文学”观不可，只有在“现代汉语文学”这一鲜明的语言标帜下，许许多多由意识形态或区域间隔等形成的边界才会消失。此类边界影响我们对文学历史的总体把握，更影响我们对于“汉语性”的体认。例如，在80年代谈到意识流文学，在一般的中国当代文学批评或史论中，都只提到王蒙，以为他是东方意识流的开拓者，而遗忘了30年代施蛰存的创作，以及60年代刘以鬯在香港的创作，施与刘氏在很长时间内成为边陲化的存在。而事实上，只有将不同时空中的汉语写作加以综合，才会真正领会诗学上的“意识流”意味着什么。

自90年代以来，我们越来越意识到，本世纪的现代汉语文学存在着一个边缘空间，即俗称的“台港澳海外华文文学”，因为政治的、文化的、地域的原因，它们成为大陆本土的“边陲”。但如果不对“边陲”的存在加以梳理，就难以对本世纪的现代汉语文学作诗学上的提炼，从而形成现代的切合本土的“汉语诗学”。

本着这样的企图，我们撰写了一系列的论文，对于边陲地带的文学现象，或被忽视的文类、作家作品等作了讨论，以引起关注。虽然书中的文章有一大半由两位作者各自写成，但基调是一致的，那就是，在现代汉语文学的整体意识中观照各种边缘性的创作，一方面为“现代汉语诗学”的建立打下基础，另一方面也为比较文学的研究开辟新的路向。

由于学识与能力的局限，本书离我们的目标肯定还很远，我们期待着批评与指正，以期在将来更深入更全面地研究这一耐人寻味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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