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长栋福清的《宋代集句诗校注》去年11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作为其后续成果的《宋代集句诗研究》又将出版了。如果说，读《校注》时福清在掌握、整理宋代集句诗文本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已让我刮目相看，那么，读《研究》时福清对宋代集句诗的出彩研究则更令我赞佩不已。可以说，《宋代集句诗研究》是迄今为止第一部全面系统而又成功地研究宋代集句诗之发展及价值的论著，在宋代集句诗研究领域是具有开创性意义或奠基意义的力作。我作出如此评价，不仅因为此前尚未有人像福清那样将整个宋代集句诗作为一个完整的学术体系仔细地加以研究，而且还因为福清的研究方法完全是务实求真而极重证据的，所得结论实在而可靠。我在其《校注》序言中曾称赞过福清对文献资料工作尤为热爱，他的细心、耐心，而又肯于用心的个性很适于搞文献工作。现在看来，他在《校注》等文献考释和整理中所积累和历练出来的这一特有禀赋，同样也助其出色地完成了《研究》一著的繁复工程。“细心”“耐心”使其养成了务实求真而极重证据的作风，而“肯于用心”则又使这种作风于“实”中带上更多“变”“通”的色彩。有了“实”而能“变”这一合于唯物辩证法的研究态度和方法，福清《宋代集句诗研究》的成功便皆在情理之中了。通览《宋代集句诗研究》一著，我以为它至少有着两方面具突破意义的成就。 其一，在充分占有并仔细分析文学史料的基础上，全面系统地对宋代集句诗作家与作品进行了较为翔实可靠的研究，第一次较为成功地完成了 宋代集句诗之单体文学发展史的撰写，并较为准确地体现出这一文体之演变流程与发展脉络。 福清在完成《校注》一书时即已对宋代集句诗的演进脉络早有思考而成竹在胸，因而他对宋代集句诗演变的早、中、晚三个时期的分法，既合乎集句诗自身从发生、发展到繁荣这一演进的实际，也与宋代传统诗词各时期演进的步伐相匹配。全书第一章描画出集句诗发展的总轮廓，第二、三、四章则与之相呼应，在叙述每一时期作家们的集句来源及艺术动向时，不时点醒这种动向与宋代传统诗词发展间的紧密联系。第五章讨论集句诗理论问题时，则将集句诗的发展与传统诗词演进中的“以诗为词”及“以词为诗”联系起来研究，使宋代集句诗的研究突破时空与文体界限，从韵文之整体发展出发来研究各体间的相互联系与影响，研究因之而更深入一层。把握到宋代集句诗的演进流程或轨迹，便是捕捉到了写出复杂宋代集句诗文学发展史的灵魂。然而，该著完成的过程中最困难的似乎并非在此“灵魂”，而是功夫更为浩繁复杂的“身躯”和“血肉”，即宋代集句诗发展研究之主体——作家与作品的研究。可以说，此前这方面的研究尚处于少有人问津的待开发状态。整个研究大体上都必须一切从头开始，如作家的研究除前期作家王安石、苏东坡、黄庭坚等人外多有阙如，作品的研究更是大多未被人论及。这样，福清之长于以事实和史料为证的务实做派，同《研究》一著亟须对宋代集句诗作家与作品作原创开拓性研究的现状之间，刚好找到了理想的契合点。纵观《研究》全著，福清对每一位集句诗人及其作品的研究，差不多都是以扎实的材料为佐证来实现的。除了对各集句诗人的生平事迹、作品的思想状况及艺术特色等研究无不具有此一“实”的特色外，还对其中一些尤需辨明是非的问题，也不吝笔墨，采用他擅长的实证论法，将之阐述得格外充分，且饱满而入木三分。以第四章第一节为例，该节研究释绍嵩及其《江浙纪行集句诗》，首先，以史料考释弥补了《全宋诗》所载释绍嵩生平事迹之不足；其次，通过释绍嵩同宋代名流重臣的儿孙们及其他文人士子与诗僧们的交游唱和的考辨，充分见出作为方外之士的释绍嵩对于国难当头的南宋王朝命运的极度关心和担心；再次，通过江湖诗祸事件的考证，论证了释绍嵩《咏梅五十首呈史尚书》不是赠给权臣史弥远的，而是赠给同样担任过尚书之职的史弥远之胞弟史弥坚的，并指出之所以不直书其名，恰是因为这与江湖诗祸有关，于此更见出释绍嵩大义凛然、爱憎分明的人格精神；最后，又以大量史料，特别是地方文化史料，论证了释绍嵩《江浙纪行集句诗》丰富的文化地理学价值和历史文化价值。在一节中将一位集句诗人的研究扎实论述到如此程度，是该著其他论集句诗发展史之诸章节所具有的共同特色，由此足见出此著实证法所蕴含的非凡功力。 其二，在充分认识集句诗之“集”所带来的信息密集之功能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利用这一可贵功能，将宋代集句诗所蕴藏的文化历史学研究价值及文献考据学价值发挥到极致，为进一步深入研究集句诗拓开了一条广阔的道路。 集句诗创作的初始或许带着较强烈的游戏色彩，因而多遭人们诟病，这也成为后世许多文人不屑于此体创作，研究者们也不愿深入对此体进行研究的重要原因。福清则偏甘心于在此体中拾荒，他从集句诗自身之“集”的特点，看到了它所蕴藏的巨大信息宝藏：既然它是集不同时间、不同空间的不同作家之不同诗句于一体，那么，仅从这四个“不同”要素出发，一首集句诗所涉及的信息量，便远大于一首哪怕篇幅更长的普通诗词的信息量。至于有宋一个时代的集句诗所包含的信息量之巨大，则更不可估量。与人们对这一巨大信息量长期麻木不仁不同，福清的“肯于用心”使他大胆地打开了这一信息宝库大门，这无论是对集句诗自身的研究，还是对整个唐宋诗词的研究，都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例如，第四章第二节研究李龏及其《梅花衲》，通过对所集不同时期不同作家之不同咏梅诗句的梳理对比，找到了“从隐士之梅到家国之梅”这一宋代梅意象内蕴的演进线索，这既是对《梅花衲》集句诗研究的某种突破，更是对古代梅文化发展的高度概括，而这样的研究效果是很难通过一部普通诗词作品之研究来实现的。类似研究成果还有许多，如通过集句诗作者籍贯之分布来考察地域文化水准之差异；通过集句诗中不同作家及其诗句被引用次数多寡的统计，来考察作家的不同知名度及作品的不同流行度；通过对文天祥《集杜诗》的系列研究，来考察文天祥《指南录》《指南后录》未载之历史事件与人物。如果说以集句诗之信息来研究集句诗自身所取得的成就已很显著，那么，以集句诗之信息来研究非集句诗所取得的成就则更令人惊异。当我们阅读第六章“宋代集句诗文献研究”时，会为宋代集句诗信息所逗出的一个个考据新发现拍案叫绝。仅以第一节释绍嵩《江浙纪行集句诗》的文献价值而论，福清利用它对《全唐诗》进行校勘者14例，辨析出《全唐诗》重出作品者32例，补上《全唐诗》所佚之句者11例，对《全唐诗补编》之《唐诗续拾》中补辑佚句的考辨4例。此章以集句诗考出的其他文献研究成果皆令人目不暇接，耳目一新。由于懂得了集句诗独特的信息价值，所以福清的“拾荒”能捡到这么多“金子”也就不足为奇了。福清的《宋代集句诗研究》之成就能达到如今这一高度，作为他昔年老师的我表示由衷的高兴和自豪。但我认为，一部新著问世很可能只是一种研究的开端。但愿在福清的这一良好开端之后，宋代集句诗之研究将升华至一个更加完美的高度！2014年7月5日于湘潭大学北斗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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