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居民的收入差距总体上不断扩大，已经超过国际公认警戒线0.4。金融发展是影响收入分配的重要因素，很多学者从理论和实证分析方面深入讨论了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一部分学者认为，金融发展使穷人从充分的金融服务中受益，从而有利于减小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程度。另一部分学者持相反观点，认为金融发展并未使金融服务向穷人和新企业延伸，只有富人以及具有政治关系的企业，才能享受金融服务，从而进一步提高后者的相对收入，因此，金融发展会加剧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也有学者主张金融发展和收入分配之间存在倒“U”形关系。即金融发展的初期只有少数富人会受益，收入分配因而恶化。但随着金融中介的进一步发展和穷人财富的积累，穷人也可以跨越金融门槛，获得充分的金融服务，穷人与富人之间的收入差距开始缩小。可见，资本是增加居民收入的关键要素，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主要取决于金融服务对象是否将低收入群体包含在内。嵌入理论认为，任何一个企业或个人的经济行为总是嵌入社会网络关系中，也必然受到诸如网络、关系、信任、合作等非正式制度潜移默化的影响。中国是一个“关系社会”，在渐进式的社会经济转轨过程中，其传统的社会关系和结构并未被新生的市场机制所瓦解和替代，反而嵌入其中，依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此，为了更好地理解中国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有必要考虑两者所嵌入其中的社会资本等非正式制度的影响。总体来说，包括人际关系网络、信任与互惠规范等在内的社会资本可以通过增强人们之间的合作关系、减少机会主义倾向、降低交易成本等机制促进金融发展，调节金融发展的规模和结构，使金融发展更好地服务于穷人和中小企业，从而改善居民收入分配关系。

中国目前正处于从传统农业社会和计划经济制度向现代工业社会和市场经济制度的转轨时期。金融发展、收入分配和社会资本在巨大的社会经济制度和结构变革过程中都出现了新的特征。在金融市场领域，多层次、多领域的现代金融体系逐步建立，金融改革逐步深化，但仍然存在国有银行的高度垄断以及政府干预过多、金融市场发展不平衡和金融创新不足等问题。在收入分配方面，国民经济中的收入差距逐步拉大；在社会资本方面，中国转轨期的社会资本出现了结构断裂性危机，具体表现为：在传统“三缘”等强关系网络的强度和效用下降的同时，更广泛的弱关系网络的效用尚未完全发挥；在特殊信任发挥作用的空间变得狭小的同时，培育普遍信任的外部环境还不成熟；在传统伦理道德的约束力弱化的同时，现代契约意识根基尚浅。中国社会资本在转轨时期出现的重大变化使当前的社会资本呈现以下特征：在微观层次，社会资本的载体个人关系网络从封闭性强关系走向开放性弱关系；在中观层次，社会资本的载体民间组织和社区变化巨大，凝聚力下降；在宏观层次，社会资本的内涵普遍信任和公民参与积极性大幅度下降；社会资本分布的不均衡性日益明显；社会资本的固化现象严重。

中国转型期社会资本的这些重大变化必然会影响金融发展和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发展变化。社会关系网络的多元化、普遍信任的发展会促进金融发展，帮助低收入群体获得更多的金融服务，缩小居民收入差距，但普遍信任的下降和民间组织、社区发展的不完善则加大了整个社会的交易成本，损害了市场契约精神，弱化了其在改善金融发展的收入分配效应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而社会资本分布的不均衡发展也会使金融资源的分配不均衡，从而进一步恶化了金融发展的收入分配效应。中国转轨时期的实证研究表示，社会和谐、社会规范的引入总体上降低了非正规金融对收入分配的不利影响，普遍信任可以降低正规金融对于收入分配的不利影响。民间组织可以帮助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发挥降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作用，城镇社区组织的发展能缓解正规金融对于城乡收入差距的不利影响，但会进一步加重非正规金融对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不利影响。中小企业拥有的社会资本可以有效地帮助其缓解融资约束，从而提高企业经营绩效。对于微观层次关系，网络的多元化和异质性对非正规金融以及微型金融的促进作用有利于发挥非正规金融和微型金融在缩小收入差距方面的积极作用。农民和农民工等低收入群体拥有的社会资本在帮助其获得更多的金融服务、提升收入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企业和个体社会资本分布的不均衡发展恶化了金融发展的收入分配效应。

可见，社会资本的良性发展有利于优化金融发展的收入分配效应。但是，我国社会资本变迁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阻碍了社会资本积极效应的发挥。因此，应该注重从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次构建和完善社会资本，加强对社会资本的管理，充分发挥社会资本的积极作用。另外，也要继续深化金融改革，放宽金融业准入限制，大力发展农村新型微型金融组织（如小额贷款公司、社区银行、乡镇银行、合作金融等）和地方中小金融机构体系，实施区域金融协调发展，让中小企业和低收入者也能够享受到金融服务。在正规金融发展的同时，也要规范非正规金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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