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各方面资料来看，洮砚至少在唐代甚至更早就已出现。但从工艺传承的角度而言，砚工才是洮砚得以传承的主体。遗憾的是，洮砚始出何时何人之手，却无从可考。

根据洮砚产地的民间传说，最早雕刻洮砚的是一位山西籍姓卢之人，他是宋朝王韶平定洮、岷、河、湟之后，在九甸峡口守城的配军。此人后来出家做了喇嘛，继续雕刻洮砚，并广收僧俗弟子，传授刻砚技艺。其徒弟们生生繁衍，成了今天洮砚石矿附近喀日山、纳儿、上达窝、卡古、丁尕等村落砚工的祖先。又据祁殿臣先生考证，明清以来洮砚雕刻艺人的发展及工艺流派传承主要有两条主线。一条是洮石产地附近村寨中的民间砚工，以清朝中期洮河东岸砚工为代表，其中心在喀日山、纳儿、卡古、丁尕、古路坪一带，成员以藏族为主。洮河东岸流派擅长龙凤图案的设计和创作，以刀工细腻、石形自然、选料严格见长。另一条是沿洮河西岸发展起来的砚工群体，以新城为中心。传说这支群体始于明永乐年间，师承新城药王庙的李道长。李道长原为擅长雕刻的屯军，退役后出家修道，居药王庙中，制砚授徒，其传人主要分布在党家沟、刘旗、李家庄、扁都、下川一带。洮河西岸流派的砚工主要源自屯军，故在风格上不拘泥于传统，构思新颖，刀法粗犷豪放，擅长创造各种奇特的砚式，精于花鸟虫鱼。6931851

关于新城药王庙的李道长，在祁殿臣先生的研究中，洮河西岸砚工群体的师祖李道长之后，药王庙的几任道长均会刻砚，也都姓李，最著名者有清乾隆年间刻制龙凤朝阳贡品砚的李氏，其砚边款刻有“洮州药王李”之印。另有民国二十七年左右在新城药王庙的李道士，既刻砚，又兼开砚铺。6931852而韩军一先生在其《甘肃洮砚志》“斫工”一节中则说：“今闻清同治年，有李大爷者，为洮州新城药王庙住持，琢石治砚，富有巧思。后久于其事，学之者，乃尊为能手。所以至今推为治砚之宗匠。”韩、祁二人虽在时间上不能相合，但同述新城药王庙李姓住持。可见，这位住持新城药王庙，被称为李道长或李大爷者，应是洮砚传承史上最早真实可考之人。

据韩军一《甘肃洮砚志》考，同治年间新城药王庙的李大爷，将其制砚技艺传予李郁香、王式彦等人。他们“继执其艺，既师心而能法古，亦标新而自述其能”。到了民国时期，新城东南沟、党家沟、匾都台子、下扁都一带的砚工众多，著名的有新城东南沟（距新城二里）的姚万福，党家沟（距新城五里）的党明正，匾都台子（距新城十里）的汪同泰，下扁都（距新城十里）的董家、石家。另外，还有下川（距新城十二里）的杜家、王家，董师、石师，刘旗沟的老刘师等，都是在务农之余兼制洮砚者。他们往往在农闲时间制作洮砚，逢集时售卖。当时在洮砚产地一带出名的有古路沟的包师、古路坪的李师、峡地的李师、喀日山的卢师、纳儿的卢师和孙师等。6931853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对民间工艺的重视和扶持，使洮砚发展又获新机。六十年代后期，甘肃省不仅首次创设了专门制作洮砚的工艺美术车间，而且，洮石产地所在县乡也有了洮砚加工点。由此，砚工人数大增，并分布甘肃省内外，当时的制砚名家有以下几位。

包含文（1910—1974），卓尼县洮砚乡古路沟村人，自幼跟随父亲包都智旦娃雕刻洮砚，继承祖业。解放前就和当地的同行一起雕刻砚台。1961年，在本地收徒办厂生产洮砚，到1964年秋，被甘肃省工艺美术厂调去在洮砚车间任车间主任。1965年，受省工艺美术厂委派，回洮砚乡纳儿村办分厂，任厂长。1969年，被甘肃省轻工局授予“甘肃省工艺美术老艺人”称号。

苗存喜（1920—1980），临潭县扁都乡李家庄人。自幼继承祖业，雕刻洮砚，解放初期便已成名。1962年，被卓尼县洮砚乡聘为技师，办厂授徒。1964年，被甘肃省工艺美术厂聘为洮砚车间技师。1979年，被甘肃省轻工局授予“甘肃省工艺美术老艺人”称号。

石长生（1921—1986），临潭县扁都乡扁都村人。12岁起跟随父亲学习洮砚雕刻。1964年，被甘肃省工艺美术厂聘为洮砚车间技师，与苗存喜齐名。1979年，被甘肃省轻工局授予“甘肃省工艺美术老艺人”称号。

刘文林（1924—1990），临潭县扁都乡刘旗村人。自幼子承父业，雕刻洮砚。1971年，被甘肃省工艺美术厂聘为洮砚车间技师。1979年，被甘肃省轻工局授予“甘肃省工艺美术老艺人”称号。

可以说，包含文、苗存喜、石长生和刘文林代表了出生于20世纪初的砚工的最高水平，成为新中国成立前后公认的第一代洮砚制作大师。遗憾的是，几位先生均未过七旬便离开人世。然而，也正是从他们开始，洮砚的传承方式发生了两个巨大的变化：其一是打破了传内不传外，传男不传女的家族式传承模式。其二是洮砚的传承主要依托于国营或私营的洮砚厂。综观新中国成立以来洮砚的发展与传承，省、州、县办洮砚企业厂社，及乡、社、村办洮砚生产合作社的大量涌现是前所未有的一大特点。而在各级洮砚企业与厂社中，最具影响力的有甘肃省工艺美术厂、西北师范大学洮砚艺术商社、姚氏（兰州）艺术品有限公司、九州洮砚厂、刘爱军洮砚艺术品研究所等。如细做考察，则会发现，新中国成立前后老中青三代洮砚传人都与以上公司有一定关系。如老一代的苗存喜、石长生、刘文林、包含文、李茂棣、包述吉等曾在甘肃省工艺美术厂授徒、学习。其后，包含文传予包述吉、张建才；包述吉又传予包旭龙；张建才传予张建华；李茂棣打破门户，广纳门徒，授徒最多，如今洮砚界艺人大多都受教于他，最有影响的有王玉明、马绪珍、洪绪龙、李月龙、李海平、李江平等；曾在西北师范大学洮砚艺术商社学习者有王玉明、洪绪龙、马万荣等；刘爱军、贾晓东是甘肃省工艺美术厂的职工；刘爱军后来与李国琴曾是姚氏公司首批洮砚雕刻师，二人又分别主办“刘爱军洮砚艺术品研究所”与“九州洮砚厂”，卢锁忠、马万荣、汪忠玉、李江平等又出其门下。

总之，从局部来看，具有一定的流动性，转益多师成为现当代洮砚工艺传承的一大特征，但基本的传承谱系并没超出上述几大洮砚厂的基本框架。

基于此，本书以洮砚厂为背景，在大量采访、尊重资料真实性、保证研究学术性的基础上，撰写了李茂棣、包述吉、张建才、刘爱军、贾晓东、王玉明、李国琴、马绪珍、汪忠玉、卢锁忠、洪绪龙、马万荣、李海平、李江平、卢宏伟十五位洮砚传人的评传。十五位洮砚传承人评传的完成，不仅为代表性砚工立传，具有个案研究性质，而且能构成新中国成立以来洮砚工艺传承与发展史的一个缩影；不仅整理了洮砚代表性传人的完整资料，而且挖掘了有关洮砚工具、技法、理论、推广交流等方面的大量信息。若将十五篇评传汇集一处，统观之，则可呈现自20世纪60年代至今洮砚制作工艺的历史、传承与发展概况。

本书的完成得到了15位洮砚传人的大力支持和配合。但由于个人学识有限，缺少砚雕实践经验，加之时间仓促，实地考察和走访仍嫌不足。所以，缺陷和偏颇在所难免。敬希读者不吝批判、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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