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法治现实主义的立场，可以从法律性质、核心功能和内在要求三个方面对公私合作环境治理的内涵予以揭示。就其法律性质而言，集中体现了环境人民主权原则，而非限于民主参与原则；建构科学合理的政府、企业与公众的治理权力结构制度，是落实公私合作环境治理的人民主权原则的具体体现。就其核心功能而言，意在追求环境治理机制的融合，避免环境利益的失衡。环境共治秩序的塑造，离不开法治体系与政府管理主义、市场理性主义与社会参与主义三重治理机制的相互融合。就其内在要求而言，不限于多元环境利益的法律表达，而是指向以平等配置、保护公民权利为核心意涵的现代环境治理格局。作为一种创新性环境治理机制，公私合作环境治理的成立要件包括主体要件、实质要件、行为要件和责任要件，这些成立要件构成了一个逻辑自洽体系，体现出公私合作环境治理的显著特质，明显区别于行政法上的公私合作机制。

学界对公私合作环境治理的研究，或聚焦风险社会理论，或重点阐述合作共治理论，或关注于国家职能转型变迁理论等。由于观察视角较为单一，从而导致法理模型建构和法治路径选择存在一定偏误和疏漏。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公私合作环境治理涉及面都甚为广泛，需要采取多维的视角对之予以解读，保持开放性法理分析姿态，因应实践的适用性。基于此，本书采取从宏观到中观的观察角度，系统地提出环境风险与多元共治理论、国家职能变迁与环境治理行为形式选择理论、国家担保行政与环境保护义务理论等理论体系，意图全方位、多维度对公私合作环境治理的法律体系进行理性的分析与研究。

研究两大法系公私合作环境治理问题，既是比较与镜鉴，也是基于我国国情对之进行本土化建构的过程。通过法学比较方法，不难发现，尽管两大法系各具特色，但二者均主要以公法角度探讨分析公私合作法律关系，并以此建构相应法律制度，积极推动公私合作广泛应用于环境治理的实践中。在具体做法和制度实施等方面实质差异不大。值得注意的是，两大法系在建构公私合作环境治理法权结构时，呈现一种规范主义和功能主义的法学分野。我国公私合作环境治理的实践具有多样性的特征，因此，进行实践考察，需要综合运用类型化分析方法和典型案例分析方法，并结合公私合作环境治理的三大功能定位，从环境组织法、环境行为法和环境程序法三个方面对其进行类型化研究。同时，本书针对社会源废弃物的信息获取模式及其法律规制问题，运用典型案例分析法，剖析公私合作环境治理的实施现状和急需改进的法治方向。

公私合作环境治理作为现代环境法革新与民营化方案下的产物，具有强烈的政策性与目的性取向。一旦将公私合作应用于现代环境法律秩序中，并加以根植与实践，则可能对传统的环境法学造成巨大的挑战。为回应这些现实的挑战，实施公私合作环境治理必须有审慎而清晰的法治定位。同时，为回应公私合作环境治理的法治需求，必须推进政府职能定位及其权力配置的法定化，拓展环境行政主体类型并推动环境组织法改革。进而完善环境行政正当程序，规范多样化的公私合作环境治理行为，强化公私合作主体的信息公开制度，建立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与强化司法审查功能等，以彰显法治对公私合作环境治理的规制作用。

环境共治秩序的重塑，既是我们认识公私合作环境治理法律规制的一个基本观点，又是贯穿于阐释公私合作环境治理的一条基本线索。基于此，本书借助法学规范方法和环境利益均衡原则，意图建构开放性的环境共治秩序，并从环境共治的主体法律关系变迁、环境共治内在法权结构变革以及环境共治的正当程序等展开了讨论。本书在理论上阐述的核心观点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公私合作环境治理是一种全新的法律治理机制。从实践层面看，推进实施公私合作环境治理，不能回避环境问题固有的公益性、技术性和不确定性等属性；从理论层面看，环境合作行为与行政参与行为存在着显著的差别。因此，这些本质上的差异使其具有不同于行政法上公私合作机制的显著特质。

其次，公私合作环境治理是一种软性的法律治理机制。通过制度性的妥协方式，采取诱导性等市场经济手段，公私合作环境治理能够促使公私主体之间不同的环境治理主张，在对抗博弈中达到一种反思性平衡。同时，通过协商对话机制和国家责任担保机制，使主体双方之间取得信任与开展合作。

最后，公私合作环境治理是一种纠偏的法律治理机制。环境公私合作治理改变了传统环境公权力的“高压”姿态，有效地排除了单方环境权力行为的恣意性，有助于对环境主体和相对人之间不完全对等的倾斜度进行纠偏，实现环境治理由“秩序行政”向“合作行政”的转型与整合。

关键词：公私合作；环境治理；法律规制；民营化；多元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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