误读是20世纪文论的关键词之一，是文学阅读中最为常见和难以避免的现象。本书勾勒了后现代误读理论的谱系，描述了后现代误读理论的基本特征。重新审视后现代误读理论的范畴，反思其理论的价值和局限，并关注后现代误读理论的新趋势和新问题。以此为契机，在理论反思的基础上，尝试寻找一条创新的研究途径。

后现代误读理论是伴随着文学理论范式的转型出现的，20世纪60年代，文学理论出现了以作者为中心转向以读者为中心的范式，文学交流方式和阅读伦理发生了变化，读者从意义的见证者变成了创造者。从伦理学的角度看，文学理论范式从“是什么”转向“做什么”之后，还要思考“如何做”，本书提出了“本真”阅读伦理学的构想。从自反性的角度看，后现代误读理论中存在还原论和视角主义等思维局限，过度强调差异的暴力解读不利于社群意义的共享，有可能引发亚政治的危机。

从知识学的角度看，后现代误读理论的谱系主要有解构主义误读理论、解释学误读理论等。解构的思维方式对后现代误读理论产生了深远影响，解释学的“合法偏见”等思想也是重要的理论资源。文本真理观应该受到批判，文学阅读观应该从真理向合理位移。在重构经典的热潮中，发生了从误读到戏仿的谱系学流变，经典的解构面临经典化与“去经典化”的二律背反。后现代误读理论的范畴包括他者、对话、描述等，文本是一个他者，阅读文本就是与他者对话。他者是理解的极限、形而上学的极限。他者拒绝解释，用描述替代解释成为方法论的重要变革。

就后现代误读理论的价值而言，首先是思维方式的变革和突破。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看，以“求异—逆向式”思维为主，误读的正面价值得到充分展示。对话等开放性的思维方式赋予了读者极大的思想解放和阅读的自由，对文学创作和阅读产生积极的自反性效应。同时也导致确定性的丧失和犬儒主义的横行，产生了一系列审美、伦理和文化的负面效应，这与后现代误读理论对语言自反性地使用导致了双重标准有关。

后现代误读理论在当代与媒介理论相结合，呈现出新的趋势与新的问题。在媒介理论的视阈中，媒介制造误读，误读是新媒介的无心结果，主体的存在意义受到了语言符号和新媒介的双重钳制，自反性理解成为走出阅读困境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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