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的四书学研究，一向是以《四书集注》为主的研究。按传统的说法，朱子晚年在临漳合刻四子书，即把原来各自分立的《论》、《孟》、《学》、《庸》合为一体刊印，是“四书”成立的标志。不过事实上，正如本书所显示的，朱子中年时期已经在学术理念上将四书的研究合而为一，即以集注或章句的形式，把二程为代表的理学思想贯穿于四书的注释之中，显示出他在理念上早已将四书视为一体了。在这个意义上，临漳四子的合刻，是朱子自中年以来已经建立的四书整体观念的一个重要的显现和结果。

在朱子四书学著述的形成问题上，本书做了认真的文献考察，指出朱子生时对四书的注释，在单行本外，或《论》《孟》集注合刻，或《学》《庸》章句合刻，在其生时尚未及合刻《四书章句集注》，从而对以往在这个问题上的各种混淆的说法做了严谨的厘清。本书又指出，朱子对四书的或问著作，其中《论孟或问》成于其四十八岁，而《学庸或问》后来不断修改，故前者多代表其中年思想，而后者反映其晚年思想，这是需要加以分别的。本书还指出，《论孟精义》一书曾经前后修订，刊刻名称亦有改变，庚子本为最后定本；而今流行的《精义》本并非定本，由此在文献上对《精义》定本努力做了复原。与以上这些研究相关联，作者还在朱子学四书文献上做了细致而扎实的文本考辨。本书对中华书局《四书集注》点校本做了细致的校勘，广泛涉及引文句读、行文句法、人名误漏、校刊疏忽等方面，提出了不少质疑和改正，颇见功夫。本书还对朱子书信中涉及四书的部分，做了新的考察，重新考证了几十封有关四书的朱子信札，使其分析结论具有坚实的基础。以上所说各点，是本书在朱子四书学文献研究上的重要结论和重要贡献，值得充分表彰。

事实上，本书的内容可以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是传统朱子四书学领域的研究，如上面所说；一部分是关于朱子《四书集注》的诠释研究，后一部分内容丰富，方面亦广。新世纪以来，“经典与诠释”成为学界流行一时的主题，也引导了许多学者的问题意识和研究取向。本书亦受此影响，在四书的经典文献研究之外，《四书集注》的诠释成为本书的一个主要内容。这种问题意识与已有的朱子哲学研究有所不同，拓展了朱子学研究的面向。作者通过对朱子《四书集注》与《或问》形成的过程的具体考察，揭示了朱子的诠释思想，指出诠释方法及其变化对朱子四书诠释的内容发挥了重要作用。作者通过对《四书集注》中朱子对500余条引文的改写的考察，归纳出其改写的两种类型，具体呈现了朱子寓作于述的特点。作者还梳理了朱子与南轩有关其《癸巳论语说》的辩论，由此探讨了朱子青年时代到中年时代逐步突破二程的解经理念，建立起自己集汉宋之长的诠释方法的过程。作者认为朱子四书学不仅树立了一套新的经学系统，而且形成了新的诠释理论。

作者对《四书集注》诠释思想的研究，显示出其思想史研究的特点和学风，即一方面通过详细的、具体的深入考察，来进入诠释研究的细部，另一方面注意揭示朱子思想前后演变，展示其四书学诠释的动态发展过程。这都是目前经典诠释研究中所缺少的。同时，作者论述了朱子《四书集注》对四书各章节的阐发中表达的理学思想，尤注重其中的功夫论。近十数年来，功夫论的问题意识已为宋明儒学研究者普遍采用为内在研究的理路，此种儒学研究的意识也与以往哲学史研究有所不同，扩大了哲学史研究的范围。这些变化在这本书的特定研究中都得到反映，体现出作者的问题意识与研究范式已进至学界的前沿。

许君家星，研究朱子四书学多年。本书以其十年前完成的博士论文为基础，经过长期的补充和修改，而最后完成。书将出版，承许君的雅意，要我写一序文。我读过书稿之后，深感这是一部朱子学研究的佳作。由于许君从事朱子四书学研究多年，已有较长久的学术积累，在各方面都具备了良好的基础，又能广泛吸收已有的学术成果，故使得本书能够把朱子四书学的研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作者的研究力求把文本分析与义理解释融为一体，以朱子四书文本研究为基础，以忠实阐明朱子四书学本意为宗旨，注重文本的详密分析和深入解读，并注意在朱子思想前后变化中把握其四书学，其研究方法实为得当。在我看来，在有关朱子学四书研究的诸问题上，本书都依据史料，作出了确实有据的论断；其中的发明论述，多有前贤所未及处；其研究的细致与深入，亦为以往朱子四书学研究所未见。本书可谓迄今为止有关朱子四书学的最富有成果的研究，也是近年来我所看到的最见功夫的朱子学研究的成果。我期望在朱子学界将有更多的这类著作出现，使朱子学研究不断深入发展。

陈来

2019年8月10日于京郊小汤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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