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开始启动的改革开放标志着中国进入了经济转型和体制转轨的双重转型时期。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本质上是一种渐进式分权和有条件放权的过程，中央政府的分权式改革在促进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导致了地方政府作为独立经济利益主体的形成与壮大。地方政府作为地方利益的“法人代表”，为了保持和扩大地方利益，一方面积极推进有利于市场化的制度创新；另一方面又利用市场经济初期制度的不完善性和行政力量的强制性，排斥、限制、扭曲甚至替代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攫取“制度租金”，从而形成了中国转型过程中特有的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行为。作为地方政府限制、阻碍市场竞争的主要表现形式，地方保护往往破坏公平竞争，扰乱正常市场秩序，不利于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形成；损害消费者利益，导致收入分配不公，降低资源配置效率和社会福利水平；引致政府失灵和权力异化，滋生设租寻租和贪污腐败现象；并且与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相冲突，容易引起贸易摩擦。转型时期，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利用行政权力限制、排斥市场竞争的地方保护主义现象仍然比较普遍，打破地方保护、形成全国统一大市场是现阶段中国反垄断和经济体制改革的一项艰巨任务，也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项重要内容。本书首先从转型时期的特殊制度背景出发，界定地方保护的理论内涵，分析地方保护的形成原因和维持机制，研究地方保护的主要表现形式；从理论和实证两个角度分析地方保护与区域市场整合的动态机制，应用理论模型分析地方保护的形成机制和和区域市场整合趋势，并综合采用相对价格法和区域贸易流量数据实证分析中国商品市场的分割与整合程度，以反映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的动态演进趋势。在此基础上，应用价格法、边界效应法、问卷调查法等多种实证分析方法对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进行了测度与辨识，测算了转型时期中国各省份或各省（即省、市、区，下同）省、市、区的地方保护程度指数，并进行了横向和纵向比较分析。然后，从产业效率、产业集聚、产业竞争力、区域自主创新能力等方面实证研究了地方保护对于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最后，从财税体制改革、区域政府竞争制度、构建区域合作机制、改革地方政府激励考核机制、推进行政体制改革、完善法律体系等方面提出了打破地方保护、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对策建议。根据以上研究思路，本书重点研究了以下内容：其一，从理论和实证两个角度分析了地方保护、市场分割与区域市场整合之间的作用机制，建立起一个较为完整的理论和方法体系，对中国国内市场的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程度及其演变趋势进行了测度和分析。按照有利于正确测度与辨识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程度及其变化趋势、保证测度和辨识的有效性的原则，我们设计了测度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的指标体系，对转型时期中国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的程度和演变趋势进行了实证测度。从测度结果看，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经历了省际贸易壁垒大幅度上升的过程，此后，随着市场经济建设的逐步完善和对外开放进程的加快，省际贸易壁垒的上升幅度开始趋于缓和，由此体现出地方保护程度从快速加重转向趋于稳定和缓慢下降的趋势。我们利用1985—2005年的商品零售价格指数测度了我国国内商品市场的分割程度及变化趋势。实证分析的结果显示，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国内商品市场的整合趋势日渐明显，市场一体化程度得到提高，但市场分割现象依然存在。为准确地说明转型时期中国各省、市、区地方保护程度的动态演进，我们构建了中国地方保护程度指数，根据指标体系设计的基本框架和基本原则，我们设置了转型时期中国地方保护程度测度的三级指标体系。通过问卷调查、实证数据获取、统计数据分析等多渠道、多途径、多方法测算，我们分别计算了各年份的各级指标值，然后采用主成份分析法综合测算了转型时期中国各省、市、区地方保护程度指数。通过对转型时期中国各省、市、区地方保护程度指数的测度和分析，我们得到以下主要结论：第一，1985—2008年，全国的地方保护程度呈现出下降的总体趋势，其中1992—2002年中国地方保护程度指数下降最为明显。2002—2005年，由于一些软性地方保护措施的抬头，地方保护程度指数有小幅回升，但是总体水平仍然低于改革开放初期。2006年以后，地方保护程度又趋于下降，这主要得益于区域和次区域合作的兴起。第二，1985—2008年，东部省、市、区的地方保护程度下降幅度较大，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改革开放初期，全国各省、市、区的地方保护程度差距不大。随着改革的深入，东部地区率先发展，经济竞争能力显著增强，在国内的竞争优势逐步凸显，因而其实施地方保护的必要性显著下降，地方保护程度有了较大幅度的下降。第三，1985—2008年，中部省、市、区的地方保护程度下降幅度与全国平均水平基本一致。改革开放以来，中部地区的地方保护程度的波动幅度较大。随着国家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和中部崛起等战略的实施，中部省市迎来了新一轮良好发展机遇，中部地区企业竞争力得到明显提升，中部省市的地方保护程度出现下降趋势。第四，1985—2008年，西部省市区的地方保护程度下降幅度较小，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改革开放初期，西部地区的相对劣势并不明显，地方保护程度与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基本持平。随着时间的推移，西部地区在竞争能力上与东部地区的差距逐渐拉大，因而其实施地方保护的必要性显著增大，地方保护程度下降趋势并不是十分明显。其二，从产业效率、产业集聚程度、产业竞争力和区域自主创新能力等方面对地方保护的资源配置扭曲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第一，地方保护对于产业效率的影响。我们构建了产业受保护程度指数和产业效率指数等无量纲化变量，研究了地方保护、市场分割与产业受保护程度以及产业效率之间的关系。实证分析结果验证了“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损害了产业效率”的假说，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对产业效率存在负向影响，产业受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影响的程度越高，产业的效率反而越低。并且，地方保护对产业效率存在滞后的负向影响。第二，地方保护对于产业集聚的影响。我们利用E—G指数，测算了我国制造业20个行业1999—2006年的集聚程度及发展趋势，着重研究了地方保护、市场分割对于产业集聚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发现，市场机制的完善与健全已经在产业空间分布中发挥了重要作用，20个行业的集聚程度整体呈上升趋势，但有4个行业的集聚趋势并不明显，集聚度增速为负。其中，技术密集型的行业集聚现象最为明显且集聚速度最快；其次是以纺织业、食品加工业为代表的部分劳动力密集型行业，其集聚程度较为显著。部分资本密集型行业以及产业关联度较低、技术外部性较小的行业，集聚程度较低。国有经济比重、总资产贡献率、国有或国有控股工业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国内市场分割程度、行业的出口创汇能力、行业外部性以不同的程度影响着产业的空间分布。其中，地方保护、市场分割对产业布局的影响显著，政府控制或影响较强的行业，集聚程度相对较低。第三，地方保护对于地区产业竞争力的影响。我们构建了区域产业竞争力指数、地方保护程度指数、区域市场化程度指数、区域技术效率指数和反映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人均GDP指数等变量，使用2002年中国各省市区的横截面数据，构造了8个回归模型对理论假设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地方保护并不能够提高区域产业竞争力，反而有碍于区域竞争优势的形成和产业竞争力的提高。地方保护程度越严重的地区，区域产业竞争力越弱；地方保护导致市场分割和封锁，阻碍区域市场化进程，地方保护程度越高，地区市场化水平越低。第四，地方保护对于区域自主创新能力的影响。我们在界定地方保护和区域自主创新能力等变量的基础上，实证分析了地方保护对区域自主创新能力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国有工业企业比重和“三资”工业企业比重对地区专利发明数量存在不同影响，国有经济比重越高的地区专利发明数量越少、创新效率越低。这说明地区性地方保护阻碍了区域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通过利用随机效用模型和双固定效应模型分析，我们发现各地区国有工业企业比重对区域自主创新能力影响的具有区域差异性。其三，从制度、体制、分权式改革、地区本位论等方面系统分析了转型时期中国国内市场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形成的深层次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打破地方保护、建立全国统一市场的对策建议。我们认为，制度转轨和行政性分权是地方保护形成的体制基础。当前仍在进行的由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和逐步分权而形成的特殊制度环境，为地方保护的形成和维持提供了土壤。地方政府作为利益主体、经济主体和管理主体的“三位一体”，是地方保护形成的现实原因。现行的财税制度下财政的事权与财权不对称、转移支付体系不健全、预算外收入膨胀和财政收支的不透明等不合理性的财税制度是地方保护形成的经济原因。投融资体制改革不彻底，进入门槛低、退出门槛高，政绩考核方式不合理，地方政府市场管理不规范等也会强化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打破地方保护、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是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完善区域政府竞争制度；二是引导区域合作，实现多方共赢；三是树立科学政绩观，改革激励考核机制；四是转变政府职能，处理好政府、企业与市场的关系；五是推进行政体制改革，消除地方保护隐患；六是完善法律体系，强化法制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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