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唐以降，新经学思潮兴起，经学家普遍倡导舍传求经、以意解经。虽然程朱学派的兴起对这一新经学思潮做出了回应，尤其是朱子对经典的注解几乎成为宋元经学解释的典范，但由于程朱于《春秋》无成书，因而对于之后的《春秋》学家来说，接续程朱以重建《春秋》诠释体系在很大程度上构成其为学之首务，郑玉《春秋》学正是就此而发。《春秋阙疑》体例乃“因朱子《通鉴纲目》之例，以经为纲，大字揭之于上，复以传为目，而小字疏之于下。叙事则专于《左氏》，而附以《公》《谷》，合于经者则取之。立论则先于《公》《谷》，而参以历代诸儒之说，合于理者则取之”。郑玉《春秋》学颇为后儒称赏，《四库总目》称其解经“平心静气，得圣人之意者为多”，周中孚《郑堂读书记》亦称其能“平心察理，不拘拘于门户之私，故能发明圣人之旨居多”。尤其是贯穿其经解始终的基于以理性分析和考证事实的阙疑精神更为难能可贵，徐大年《与郑子美先生论春秋阙疑书》称“世儒说《春秋》，其病皆在乎不能阙疑而欲凿空杜撰，是以说愈巧而圣人之心愈不可见也”，并认为郑玉《春秋》学“只‘阙疑’二字，所见已自过人”。

暂无简介

用户未登录无权限查看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