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Web2.0时代，网络的内容生产模式发生了革命性变化，通俗地说，就是从专业人员织网变成所有用户参与织网。换言之，随着BBS、博客、微博、微信等网络技术的应用，用户不仅浏览、消费网络信息，而且分享、生产网络信息。这样一个开放而自由的网络空间，给人们带来了信息社会的种种好处，同时也为谣言的滋生和传播创造了技术条件，以致网络谣言近几年来频频出现，日趋活跃，严重影响了正常的社会秩序，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并迅速成为学术研究的一个热点。无论没有事实根据的传闻，还是故意捏造的消息，抑或未经证实的传说，谣言自古就有，是一种普遍的社会舆论现象。在现代传媒产生以前的传统社会，谣言的传播途径主要是口耳相传，局限于人际交往与群体互动，扩散的速度相对缓慢，传播的范围相对有限，所产生的不良社会影响相对较小。现代传媒产生以后，人类的信息传播具备了突破时空限制的强大能力，但由于报社、通讯社、电台、电视台这些传统媒体在信息传播过程中具有严格的审核程序与把关机制，所以，在现代传媒产生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并没有造成谣言的肆意妄为。然而，Web2.0网络技术的应用，却开创了任何人都可以随时随地发布任何信息的技术可能性。正是凭借这样一种技术可能性，加上网络用户的匿名性或脱域化，谣言仿佛一夜之间插上了翅膀，在网络空间大肆横行。作为谣言的一种形态或类型，网络谣言并未脱离谣言的基本特点，只不过因为其发布及主要传播过程是通过网络进行的。既然如此，网络谣言的泛滥是否就是由于网络技术的发展而造成的呢？问题远没这么简单。对于当代中国来说，互联网的发展与改革开放、社会转型、全球化进程是相互交织的。技术上的Web2.0时代，恰好是改革开放日益深化、社会转型日益加剧、利益分化日益扩大、社会矛盾日益凸显的时期。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大凡社会变革时期，谣言传播总是异常活跃。这就意味着，网络谣言的盛行不仅与网络技术的发展有关，而且与整个社会环境的变化有关。2012年4月1日，中国网发布的一篇文章《网络谣言》指出，网络谣言的产生原因是多方面的：“社会生活的不确定性，为谣言的产生和传播提供了温床；科学知识的欠缺，为谣言的传播提供了可乘之机；社会信息管理的滞后，为谣言的传播提供了机会；一些地方政府部门公信力的下降，使公众的不信任感增强；国内一些媒体及少数党员干部纪律观念淡漠，助长了政治谣言的传播；网络推手制造谣言，强化了谣言的扩散，挟持了网民的意见；商业利益的驱动，是谣言滋生的经济动因；西方敌对势力制造和利用各种谣言，加紧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暂且不论这个分析是否全面，就其着眼于现实的社会环境而言，是相当有道理的。因此，研究网络谣言，除了关照网络技术，还必须重视社会现实。早在2010年，郭小安博士就敏锐而及时地介入了网络谣言的研究，成功地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网络谣言的社会心理及应对策略”。从课题的设计来看，着重从社会心理的角度切入网络谣言研究，也是颇有见地的。历经数载的潜心探讨，郭小安博士如今奉献出30万字的专著《当代中国网络谣言的社会心理研究》。书稿完成，作者嘱我写序，不便推辞，得以先睹为快。读完书稿，我以为这部专著具有以下几个特点：其一，对研究对象的核心概念做了深入的阐述。比如，对于谣言、网络谣言，作者在做出自己的界定时，引述了古今中外的有关论断，延展了有关概念的内涵，深化了对相关问题的认识。其二，对网络谣言的研究具有多维视野与多维视角。比如，第二章从不同角度论述了谣言的政治属性，概括出“谣言是一种反权力”“谣言是非正常权力的补偿渠道”“谣言是一种社会抗议，是＇弱者反抗的武器”“谣言是一种非制度化的政治参与”“谣言是一种特殊的政治监督渠道”等命题。其三，在若干问题上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比如，互联网是谣言的助推器还是自我净化器？谣言引发恐慌是否必然导致集体行动？究竟应当如何应对网络谣言？对于这些问题，作者在论述了业已存在的各种观点的基础上，通过案例分析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其四，结合大量案例来展开理论阐述，体现出理论联系实际的良好学风。当然，书稿也还有提升空间。比如，如何处理好研究传统与学术创新的关系，让自己见解特别是创新的见解体现得更加鲜明？如何让论述的材料与表达的观点达到水乳交融的境地？如何让专著写作摆脱论文写作痕迹，体现出专著写作固有的一气呵成与自然圆润？这些问题有待作者在今后的著述中加以深入思考和积极解决。好在作者非常年轻，是标准的“80后”，而且已经学有所成，发表了数十篇论文，出版了两本专著，委实不易。相信作者随着年岁的增长与学养的丰厚，一定能够奉献更多更好的学术著作。 重庆大学新闻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网络传播学会会长中国传播学会副会长中国记协中国新闻奖、长江韬奋奖评委2015年4月8日于重庆大学新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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