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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茂旗草原畜牧业现状及变迁调查

ISBN:978-7-5227-2435-5

出版日期:2023-10

页数:170

字数:198.0千字

丛书名:《内蒙古民族文化通鉴.调查系列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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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简介

乌兰

“内蒙古民族文化研究建设工程”成果集成——《内蒙古民族文化通鉴》(简称《通鉴》)六大系列数百个子项目的出版物将陆续与学界同人和广大读者见面了。这是内蒙古民族文化传承保护建设中的一大盛事,也是对中华文化勃兴具有重要意义的一大幸事。借此《通鉴》出版之际,谨以此文献给所有热爱民族文化,坚守民族文化的根脉,为民族文化薪火相传而殚智竭力、辛勤耕耘的人们。

内蒙古自治区位于祖国北部边疆,土地总面积118.3万平方公里,占中国陆地国土总面积的八分之一,现设9市3盟2个计划单列市,全区共有102个旗县(市、区),自治区首府为呼和浩特。2014年,内蒙古总人口2504.81万,其中蒙古族人口458.45万,汉族人口1957.69万,包括达斡尔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三少”自治民族在内的其他少数民族人口88.67万;少数民族人口约占总人口的21.45%,汉族人口占78.15%,是蒙古族实行区域自治、多民族和睦相处的少数民族自治区。内蒙古由东北向西南斜伸,东西直线距离2400公里,南北跨度1700公里,横跨东北、华北、西北三大区,东含大兴安岭,西包阿拉善高原,南有河套、阴山,东南西与8省区毗邻,北与蒙古国、俄罗斯接壤,国境线长达4200公里。内蒙古地处中温带大陆气候区,气温自大兴安岭向东南、西南递增,降水自东南向西北递减,总体上干旱少雨,四季分明,寒暑温差很大。全区地理上大致属蒙古高原南部,从东到西地貌多样,有茂密的森林,广袤的草原,丰富的矿藏,是中国为数不多的资源富集大区。

内蒙古民族文化的主体是自治区主体民族蒙古族的文化,同时也包括达斡尔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等人口较少世居民族多姿多彩的文化和汉族及其他各民族的文化。

“内蒙古”一词源于清代“内札萨克蒙古”,相对于“外扎萨克蒙古”即“外蒙古”。自远古以来,这里就是人类繁衍生息的一片热土。1973年在呼和浩特东北发现的大窑文化,与周口店第一地点的“北京人”属同一时期,距今50万—70万年。1922年在内蒙古伊克昭盟乌审旗萨拉乌苏河发现的河套人及萨拉乌苏文化、1933年在呼伦贝尔扎赉诺尔发现的扎赉诺尔人,分别距今3.5万—5万年和1万—5万年。到了新石器时代,人类不再完全依赖天然食物,而已经能够通过自己的劳动生产食物。随着最后一次冰河期的迅速消退,气候逐渐转暖,原始农业在中国北方地区发展起来。到了公元前6000年—前5000年,内蒙古东部和西部两个亚文化区先后都有了原始农业。

“红山诸文化”(苏秉琦语)和海生不浪文化的陆续兴起,使原始定居农业逐渐成为主导的经济类型。红山文化庙、坛、冢的建立,把远古时期的祭祀礼仪制度及其规模推进到一个全新的阶段,使其内容空前丰富,形式更加规范。“中华老祖母雕像”“中华第一龙”“中华第一凤”——这些在中华文明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象征物就是诞生在内蒙古西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群。红山文化时期的宗教礼仪反映了红山文化时期社会的多层次结构,表明“‘产生了植根于公社,又凌驾于公社之上的高一级的社会组织形式’(苏秉琦语——引者注),这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概念所能包容的,文明的曙光已照耀在东亚大地上”9681443

然而,由于公元前5000年和公元前2500年前后,这里的气候出现过几次大的干旱及降温,原始农业在这里已经不再适宜,从而迫使这一地区的原住居民去调整和改变生存方式。夏家店文化下层到上层、朱开沟文化一至五段的变迁遗迹,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气候和自然环境的变化、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必然促使这里的人类去寻找更适合当地生态条件、创造具有更高劳动生产率的生产方式。于是游牧经济、游牧文化诞生了。

历史上的游牧文化区,基本处于北纬40度以北,主要地貌单元包括山脉、高原草原、沙漠,其间又有一些大小河流、淡水咸水湖泊等。处于这一文化带上的蒙古高原现今冬季的平均气温在- 10℃—20℃之间,年降雨量在400毫米以下,干燥指数在1.5—2之间。主要植被是各类耐寒的草本植物和灌木。自更新世以来,以有蹄类为主的哺乳动物在这一地区广泛分布。这种生态条件,在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下,对畜牧业以外的经济类型而言,其制约因素无疑大于有利因素,而选择畜牧、游牧业,不仅是这种生态环境条件下的最佳选择,而且应该说是伟大的发明。比起从前在原始混合型经济中饲养少量家畜的阶段,逐水草而居,“依天地自然之利,养天地自然之物”的游牧生产、生活方式有了质的飞跃。按照人类学家L.怀特、M.D.萨林斯关于一定文化级差与一定能量控驭能力相对应的理论,一头大型牲畜的生物能是人体生物能的1—5倍,一人足以驾驭数十头牲畜从事工作,可见真正意义上的畜牧、游牧业的生产能力已经与原始农业经济不可同日而语。它表明草原地带的人类对自身生存和环境之间的关系有了全新的认识,智慧和技术使生产力有了大幅提高。

马的驯化不但使人类远距离迁徙游牧成为可能,而且让游牧民族获得了在航海时代和热兵器时代到来之前绝对所向披靡的军事能力。游牧民族是个天然的生产军事合一的聚合体,具有任何其他民族无法比拟的灵活机动性和长距离迁徙的需求与能力。游牧集团的形成和大规模运动,改变了人类历史。欧亚大陆小城邦、小农业公社之间封闭隔绝的状况就此终结,人类社会各个群体之间的大规模交往由此开始,从氏族部落语言向民族语言过渡乃至大语系的形成,都曾有赖于这种大规模运动;不同部落、不同族群开始通婚杂居,民族融合进程明显加速,氏族部族文化融合发展成为一个个特色鲜明的民族文化,这是人类史上的一次历史性进步,这种进步也大大加快了人类文化的整体发展进程。人类历史上的一次划时代的转折——从母权制向父权制的转折也是由“游牧部落”带到农耕部落中去的。9681444

对现今中国北方地区而言,到了公元前1000年前后,游牧人的时期业已开始,秦汉之际匈奴完成统一草原的大业,此后的游牧民族虽然经历了许多次的起起伏伏,但总体十分强势,一种前所未有的扩张从亚洲北部,由东向西展开来。于是,被称为“世界历史两极”的定居文明与草原畜牧者和游牧人开始在从长城南北到中亚乃至欧洲东部的广阔地域内进行充分的相互交流。到了“蒙古时代”,一幅中世纪的“加泰罗尼亚世界地图”,如实反映了时代的转换,“世界体系”以“蒙古时代”为开端确立起来,“形成了人类史上版图最大的帝国,亚非欧世界的大部分在海陆两个方向上联系到了一起,出现了可谓‘世界的世界化’的非凡景象,从而在政治、经济、文化、商业等各个方面出现了东西交流的空前盛况”。9681445直到航海时代和热兵器时代到来之后,这种由东向西扩张的总趋势才被西方世界扭转和颠倒。而在长达约两千年的游牧社会历史上,现今的内蒙古地区始终是游牧文化圈的核心区域之一,也是游牧世界与华夏民族、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碰撞激荡的最前沿地带。

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广袤的北方大草原曾经是众多民族繁衍生息的家园,他们在与大自然的抗争和自身的生存发展过程中创造了各民族自己的文化,形成了以文化维系起来的人群——民族。草原各民族有些是并存于一个历史时期,毗邻而居或交错居住,有些则分属于不同历史时期,前者被后者更替,后者取代前者,薪尽而火传。但不论属何种情形,各民族文化之间都有一个彼此吸纳、继承、逐渐完成民族文化自身的进化,然后在较长历史时期内稳定发展的过程。比如,秦汉时期的匈奴文化就是当时众多民族部落文化和此前各“戎”“狄”文化的集大成。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鲜卑文化,隋唐时期的突厥文化,宋、辽、金时期的契丹、女真、党项族文化,元代以来的蒙古族文化都是如此。

蒙古民族是草原文化的集大成者,蒙古文化是草原文化最具代表性的文化形态,蒙古民族的历史集中反映了历史上草原民族发展变迁的基本规律。

有人曾用“蝴蝶效应”比喻13世纪世界历史上的“蒙古风暴”——斡难河畔那一次蝴蝶翅膀的扇动引起周围空气的扰动,能量在连锁传递中不断增强,最终形成席卷亚欧大陆的铁骑风暴。这场风暴是由一位名叫铁木真的蒙古人掀起,他把蒙古从一个部落变成一个民族,于1206年建立了大蒙古汗国。铁木真统一蒙古各部之后,首先废除了氏族和部落世袭贵族的权力,使所有官职归于国家,为蒙古民族的历史进步扫清了重要障碍,并制定了世界上第一部具有宪法意义、包含宪政内容的成文法典,而这部法典要比英国在世界范围内最早制定的宪法性文件早了九年。成吉思汗确立了统治者与普通牧民负同等法律责任、享有同等宗教信仰自由等法律原则,建立了定期人口普查制度,创建了最早的国际邮政体系。

13、14世纪的世界可被称为蒙古时代,成吉思汗缔造的大蒙古国囊括了多半个亚欧版图,发达的邮驿系统将东方的中国文明与西方的地中海文明相连接,两大历史文化首度全面接触,对世界史的影响不可谓不深远。亚欧大陆后来的政治边界划分分明是蒙古帝国的遗产。成吉思汗的扩张和西征,打破了亚欧地区无数个城邦小国、定居部落之间的壁垒阻隔,把亚欧大陆诸文明整合到一个全新的世界秩序之中,因此他被称为“缔造全球化世界的第一人”96814461375年出现在西班牙东北部马略卡岛的一幅世界地图——“卡塔拉地图”(又称“加泰罗尼亚地图”,现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之所以被称为“划时代的地图”,并非因为它是标明马可·波罗行旅路线的最早地图,而是因为它反映了一个时代的转换。从此,东西方之间的联系和交往变得空前便捷、密切和广泛。造纸、火药、印刷术、指南针——古代中国的这些伟大发明通过蒙古人,最终真正得以在欧洲推广开来;意大利作家但丁、薄伽丘和英国作家乔叟所用的“鞑靼绸”“鞑靼布”“鞑靼缎”等纺织品名称,英格兰国王指明要的“鞑靼蓝”,还有西语中的许多词汇,都清楚地表明东方文化以蒙古人为中介传播到西方的那段历史;与此同时,蒙古人从中亚细亚、波斯引进许多数学家、工匠和管理人员,以及诸如高粱、棉花等农作物,并将其传播到中国和其他

地区,从而培育或杂交出一系列新品种。由此引发的工具、设备、生产工艺的技术革新,其意义当然不可小觑;特别是数学、历法、医学、文学艺术方面的交流与互动,知识和观念的传播、流动,打破了不同文明之间的隔阂,以及对某一文明的偏爱与成见,其结果就是全球文化和世界体系若干核心区的形成。1492年,克里斯托弗·哥伦布说服两位君主,怀揣一部《马可·波罗游记》,信心满满地扬帆远航,为的就是找到元朝的“辽阳省”,重建与蒙古大汗朝廷的海上联系,恢复与之中断的商贸往来。由于蒙古交通体系的瓦解和世界性的瘟疫,他浑然不知此时元朝已经灭亡一百多年,一路漂荡到加勒比海的古巴,无意间发现了“新大陆”。正如美国人类学家、蒙古史学者杰克·威泽弗德所言,在蒙古帝国终结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新的全球文化继续发展,历经几个世纪,变成现代世界体系的基础。这个体系包含早先蒙古人强调的自由商业、开放交通、知识共享、长期政治策略、宗教共存、国际法则和外交豁免。9681447

即使我们以中华文明为本位回望这段历史,同样可以发现蒙古帝国和元朝对我国历史文化久远而深刻的影响。从成吉思汗到忽必烈,历时近百年,元朝缔造了人类历史上版图最大的帝国,结束了唐末以来国家分裂的状况,基本划定了后世中国的疆界;元代实行开放的民族政策,大力促进各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和边疆地区的开发,开创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新格局,确定了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根本性质;元代推行农商并重政策,“以农桑为急务安业力农”,城市经济贸易繁荣发展,经贸文化与对外交流全面推进,实行多元一体的文化教育政策,科学技术居于世界前列,文学艺术别开生面,开创了一个新纪元;作为发动有史以来最大规模征服战争的军事领袖,成吉思汗和他的继任者把冷兵器时代的战略战术思想、军事艺术推上了当之无愧的巅峰,创造了人类军事史的一系列“第一”、一系列奇迹,为后人留下了极其丰富的精神财富;等等。统一的蒙古民族的形成是蒙古民族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时间节点。从此,蒙古民族成为具有世界影响的民族,蒙古文化成为中华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漫长的历史岁月见证了蒙古族人民的智慧,他们在文学、史学、天文、地理、医学等诸多领域成就卓然,为中华文明和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了不可否认的伟大贡献。

20世纪30年代被郑振铎先生称为“最可注意的伟大的白话文作品”的《蒙古秘史》,不单是蒙古族最古老的历史、文学巨著,也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名著目录(1989年)的经典,至今依然吸引着世界各国无数的学者、读者;在中国著名的“三大英雄史诗”中,蒙古族的《江格尔》、《格斯尔》(《格萨尔》) 就占了两部,它们也是目前世界上已知史诗当中规模最大、篇幅最长、艺术表现力最强的作品之一;蒙古民族一向被称为能歌善舞的民族,马头琴、长调、呼麦被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蒙古族音乐舞蹈成为内蒙古的亮丽名片,风靡全国,感动世界,诠释了音乐不分民族、艺术无国界的真谛;还有传统悠久、特色独具的蒙古族礼仪习俗、信仰禁忌、衣食住行,那些科学简洁而行之有效的生产生活技能、民间知识,那些让人叹为观止的绝艺绝技以及智慧超然且极其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在数千年的游牧生产生活实践中形成和积累起来的,也是与独特的生存环境高度适应的,因而极富生命力。迄今,内蒙古已拥有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项目2项(另有马头琴由蒙古国申报列入名录)、列入国家级名录的81项、自治区及盟市旗县级名录的3844项,各级非遗传承人6442名。其中蒙古族、达斡尔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等内蒙古世居少数民族的非遗项目占了绝大多数。人们或许不熟悉内蒙古三个人口较少民族的文化传统,然而那巧夺天工的达斡尔造型艺术、想象奇特的鄂温克神话传说、栩栩如生的鄂伦春兽皮艺术、闻名遐迩的“三少民族”桦皮文化……这些都是一朝失传则必将遗恨千古的文化瑰宝,我们当倍加珍惜。

内蒙古民族文化当中最具普世意义和现代价值的精神财富,当属其崇尚自然、天人相谐的生态理念、生态文化。游牧,是生态环保型的生产生活方式,是现代以前人类历史上唯一以人与自然和谐共存、友好相处的理念为根本价值取向的生产生活方式。游牧和狩猎,尽管也有与外在自然界相对立的一面,但这是以敬畏、崇尚和尊重大自然为最高原则、以和谐友好为前提的非对抗性对立。因为,牧民、猎人要维持生计,必须有良好的草场、清洁的水源和丰富的猎物,而这一切必须以适度索取、生态环保为条件。因此,有序利用、保护自然,便成为游牧生产方式的最高原则和内在要求。对亚洲北部草原地区而言,人类在无力改造和控制自然环境的条件下,游牧生产方式是维持草畜平衡,使草场及时得到休整、涵养、恢复的自由而能动的最佳选择。我国北方的广大地区尽管数千年来自然生态环境相当脆弱,如今却能够成为我国北部边疆的生态屏障,与草原游牧民族始终如一的精心呵护是分不开的。不独蒙古族,达斡尔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等草原世居少数民族在文化传统上与蒙古族共属一个更大的范畴,不论他们的思维方式、信仰文化、价值取向还是生态伦理,都与蒙古族大同小异,有着多源同流、殊途同归的特点。

随着人类历史进程的加速,近代以来,世界各地区、各民族文化变迁、融合的节奏明显加快,草原地区迎来了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空前大激荡、大融合的时代。草原民族与汉民族的关系日趋加深,世界各种文化对草原文化的作用和影响进一步增强,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商业文明、城市文明的因素大量涌现,草原各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乃至思想观念、审美情趣、价值取向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虽然,这是一个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过程,但以蒙古族文化为代表的草原各民族文化,在空前的文化大碰撞中激流勇进,积极吸纳异质文化养分,或在借鉴吸纳的基础上进行自主的文化创新,使民族文化昂然无惧地走上转型之路。古老的蒙古族文化,依然保持着她所固有的本质特征和基本要素,而且,由于吸纳了更多的活性元素,文化生命力更加强盛,文化内涵更加丰富,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姿态迎来了现代文明的曙光。

古韵新颜相得益彰,历久弥新异彩纷呈。自治区成立以来的近70年间,草原民族的文化事业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和民族区域自治、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宪法准则,党和国家一贯坚持和实施的尊重、关怀少数民族,大力扶持少数民族经济文化事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从根本上保障了我国各民族人民传承和发展民族文化的权利,也为民族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一些少数民族,如鄂伦春族仅仅用半个世纪就从原始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走过了过去多少个世纪都不曾走完的历程。

一个民族的文化发展水平必然集中体现在科学、文化、教育事业上。在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蒙古民族从来不曾拥有像现在这么多的科学家、文学家等各类专家教授,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以丰富的文化产品供给普通群众的消费,蒙古族大众的整体文化素质从来没有达到现在这样的高度。哪怕最偏远的牧村,电灯电视不再稀奇,网络、手机、微信微博业已成为生活的必需。自治区现有7家出版社出版蒙古文图书,全区每年都有数百上千种蒙古文新书出版,各地报刊每天都有数以千百计的文学新作发表。近年来,蒙古族牧民作家、诗人的大量涌现,已经成为内蒙古文学的一大景观,其中有不少作者出版有多部中长篇小说或诗歌散文集。我们再以国民受教育程度为例,它向来是一个民族整体文化水准的重要指标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绝大多数蒙古人根本没有接受正规教育的机会,能够读书看报的文化人寥若晨星。如今,九年义务教育已经普及,即便是上大学、读研考博的高等教育,对普通农牧民子女也不再是奢望。据《内蒙古201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自治区2013年少数民族在校大学生10.8万人,其中蒙古族学生9.4万人;全区招收研究生5987人,其中,少数民族在校研究生5130人,蒙古族研究生4602人,蒙古族受高等教育程度可见一斑。

每个时代、每个民族都有一些杰出人物曾经对人类的发展进步产生深远影响。正如爱迪生发明的电灯“点亮了世界”一样,当代蒙古族也有为数不少的文化巨人为世界增添了光彩。提出“构造体系”概念、创立地质力学学说和学派、提出“新华夏构造体系三个沉降带”理论、开创油气资源勘探和地震预报新纪元的李四光;认定“世界未来的文化就是中国文化复兴”、素有“中国最后一位大儒家”之称的国学大师梁漱溟;在国际上首次探索出山羊、绵羊和牛精子体外诱导获能途径,成功实现试管内杂交育种技术的“世界试管山羊之父”旭日干;还有著名新闻媒体人、文学家、翻译家萧乾;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艾思奇;当代著名作家李准……这些如雷贯耳的大名,可谓家喻户晓、举世闻名,但人们未必都知道他们来自蒙古族。是的,他们来自蒙古族,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全人类的文明进步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历史的进步、社会的发展、蒙古族人民群众整体文化素质的大幅提升,使蒙古族文化的内涵得以空前丰富,文化适应能力、创新能力、竞争能力都有了显著提升。从有形的文化特质,如日常衣食住行,到无形的观念形态,如思想情趣、价值取向,我们可以举出无数个鲜活的例子,说明蒙古文化紧随时代的步伐传承、创新、发展的事实。特别是自2003年自治区实施建设民族文化大区、强区战略以来,全区文化建设呈现出突飞猛进的态势,民族文化建设迎来了一个新的高潮。内蒙古文化长廊计划、文化资源普查、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民族民间文化遗产数据库建设工程、蒙古语语料库建设工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一年一届的草原文化节、草原文化研究工程、北部边疆历史与现状研究项目等,都是这方面的有力举措,收到了很好的成效。

但是,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与经济社会的跨越式发展相比,文化建设仍然显得相对滞后,特别是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保护依然任重道远。优秀民族文化资源的发掘整理、研究转化、传承保护以及对外传播能力尚不能适应形势发展,某些方面甚至落后于国内其他少数民族省区的现实也尚未改变。全球化、工业化、信息化和城镇化的时代大潮,对少数民族弱势文化的剧烈冲击是显而易见的。全球化浪潮和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意味着我们必将面对外来文化,特别是强势文化的冲击。在不同文化之间的交往中,少数民族文化所受到的冲击会更大,所经受的痛苦也会更多。因为,它们对外来文化的输入往往处于被动接受的状态,而对文化传统的保护常常又力不从心,况且这种结果绝非由文化本身的价值所决定。换言之,在此过程中,并非所有得到的都是你所希望得到的,并非所有失去的都是你应该丢掉的,不同文化之间的输入输出也许根本就不可能“对等”。这正是民族文化的传承保护任务显得分外紧迫、分外繁重的原因。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内蒙古民族文化是中华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中华文化的全面振兴离不开国内各民族文化的繁荣发展。为了更好地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关于文化建设的方针部署,切实把自治区党委提出的实现民族文化大区向民族文化强区跨越的要求落到实处,自治区政府于2013年实时启动了“内蒙古民族文化建设研究工程”。“工程”包括文献档案整理出版,内蒙古社会历史调查、研究系列,蒙古学文献翻译出版,内蒙古历史文化推广普及和“走出去”,“内蒙古民族文化建设研究数据库”建设等广泛内容,计划六年左右的时间完成。经过两年的紧张努力,从2016年开始,“工程”的相关成果已经陆续与读者见面。

建设民族文化强区是一项十分艰巨复杂的任务,必须加强全区各界研究力量的整合,必须有一整套强有力的措施跟进,必须实施一系列特色文化建设工程来推动。“内蒙古民族文化建设研究工程”就是推动我区民族文化强区建设的一个重要抓手,是推进文化创新、深化人文社会科学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部署。目前,“工程”对全区文化建设的推动效应正在逐步显现。

“内蒙古民族文化建设研究工程”将在近年来蒙古学研究、“草原文化研究工程”“北部边疆历史与现状研究”、文化资源普查等科研项目所取得的成就基础上,突出重点,兼顾门类,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抢救、保护濒临消失的民族文化遗产,搜集记录地方文化和口述历史,使民族文化传承保护工作迈上一个新台阶;将充分利用新理论、新方法、新材料,有力推进学术创新、学科发展和人才造就,使内蒙古自治区传统优势学科进一步焕发生机,使新兴薄弱学科尽快发展壮大;“工程”将会在科研资料建设,学术研究,特色文化品牌打造、出版、传播、转化等方面取得突破性的成就,推出一批具有创新性、系统性、完整性的标志性成果,助推自治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事业蓬勃发展。“内蒙古民族文化建设研究工程”的实施,势必大大增强全区各民族人民群众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必将成为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一个切实而有力的举措,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重要意义必将被历史证明。

(作者为时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内蒙古民族文化建设研究工程”领导小组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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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杜淑芳,陈红宇.达茂旗草原畜牧业现状及变迁调查[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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